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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顾子明:中央高调宣传马克思,究竟为哪般?

今天,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在昨天的纪念大会上,我党对这位革命导师给予极高的评价,将其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千年第一思想家”,并将其著作《资本论》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这本“圣经”的全名,叫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本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意思。“经济”(Economics)一词,源自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意为家庭对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而将这两个词义相组合,也就意味着经济超越了家庭而走向了国家和社会,因此,该词的第一次出现,是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很显然,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给“国王和王后”们看的。


1775年,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时,也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区分开来。


说起来,任何人写文章,都是给人看的,只不过目标群体会略有不同,譬如政治经济学,是给帝王将相和诸侯们看的,而家庭经济学就是给地主豪强们看的。


这是因为古代能写文章的人,都是社会的顶层,譬如决定秦朝战略的两本书,《商君书》的商鞅也叫卫鞅、公孙鞅,人家是卫国国君的孙子;而写《韩非子》的韩非,是战国七雄韩王的儿子。


甚至中国的儒道两大流派,写《道德经》的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官”,相当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人家写“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是写给周天子看的。而孔子则是一边像中央党校一样为各省培养高级领导干部,一边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推行自己的主张。人家写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也是给诸侯和卿大夫们看的。


至于古代的普通人,大多数连字都不认识,更不要说有啥资本了,因此也就不会有给他们写的书。即使有,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也不可能流传下来。(中国诗词流传下来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掌握着国家机器的乾隆,另一个是家里开印刷厂的陆游。)


因此,无论中外,早年能够流传下来的经典,几乎一色都是依附于权力的“政治学”,无论是韩非子的《韩非子》和鞅的《商君书》,还是贾谊的《贾子》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些文章的本质,就是“帝王术”。而读这些“策论”的读者,也都是国家的实际掌控者。就像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兵书《孙子兵法》,并不是给将军看的,而是三军最高统帅看的。



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套不是写给帝王将相们看的“策论”。因为他的读者,是尚未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他们还有半个多世纪才会出现。


所以,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历史性的著作,也不妨碍其成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譬如比马克思早两千年的老子和孔子,这两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俩写的《老子》和《春秋》,在当时也并非金科玉律,也看不出他们的伟大。


但是,在百余年之后,他俩的理论被执政者接受之后,就会迅速有一大批的作者的弟子们,对其理论进行延展和打补丁,吸纳各种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符合执政的需要。譬如秦朝时候的《韩非子》《商君书》,就是“有秦朝特色的道(法)家理论道路”,汉朝时候的《五经》和《春秋繁露》,就是“有汉朝特色的儒家理论道路”。


到了最后,道家在疯狂打补丁之下,跟西方的基督教一样,成为了一种宗教,而儒家更是在狂打了两千年的补丁之后,成为了全球华人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所以,这才是思想传承的威力。


而有趣的是,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两大体系,都在强调分配,而不是强调发展,譬如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甚至中国古代历代的改革者们,从管仲、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张居正,他们的改革核心,都是在解决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但是西方从大航海时代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重点几乎都在“发展”二字上面。譬如国富论开篇,就在探究如何通过分工,生产更多的针头,然后想办法通过水道把这些针头运出去。


东方重视“分配”,西方重视“发展”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古代的农耕时代靠天吃饭,每个人的生产力基本是相当的,因此在这个体制之下,一个强大的政府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够调集全国的资源进行救灾,并建设大型的水利设施,同样,也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够遏制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跳出“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怪圈。


而西方重视“效率”的原因,这是西方率先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发现美洲大陆并找到了通向亚洲的海运之路后,原材料与市场,相对于欧洲微小的体量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全力生产就能带来无尽的财富。


所以,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效率压倒了公平,发展压倒了分配,因此也诱发了工业革命。故而不同于亚洲,欧洲资本家们迅速崛起,取代了王权成为了真正的国家掌控者。


因此,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从为“国王和王后”们写的,变成了为掌控着国家机器的资本家们所写,因此我们上课学的西方经济学课本,重心自然就在于效率。


而马克思这个“另类”的政治经济学家,与其他人不同,他写的资本论,是给未来掌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写的,因此,我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自然重点就在于是公平。


所以,这次200周年纪念,给予老马同志如此高的评价,细细品味后,再联想到去年的打金融大鳄,以及今年年初的地方扫黑除恶,不由得让政事堂想到了《让子弹飞》的经典片段。




因此,通过此次大规模纪念马克思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就像雄安和南海这两块试验田一样,一个重视公平,一个重视发展,两者并驾齐驱。


第二代领导核心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这一代领导人就要兑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是我党的“接力赛”和不忘初心吧.....



那么,政事堂的政治经济学,是给什么人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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