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超越“屁股”之争


相信最近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关于新浪封杀同性相关内容的话题刷屏。有读者后台问我们怎么看,单对于这一件事,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很肯定的说,新浪这次事件就是一次玩儿砸了的自导自演。对于这些掌握新时代媒介传力的平台互联网公司的此类习惯性行为,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好好聊一聊。这次刷屏来说,里面也充斥了很多身份表演行为。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聊聊这类话题背后更深层的东西。


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壮年(特85后乃至95后)来说,当前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对一些文化上的政策是非常让他们困惑乃至于反逆的。这并不奇怪,这部分人不是出生在苏联解体之后也是成长于广义上的中国崛起之前。而在世界史上,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反攻倒算并在1991年取得胜利之后,传统马克思主义日渐衰微,学术界为了对抗资本主义选择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并逐渐发展出后现代理论。


在这一理论占据西方人文社科制高点这进行中的过程中,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与大量留学生开始参与学习人文社科类课程(早期留学生更多是理工科,经济金融商学等应用类学科)的现实则为当前的困惑和反逆提供了现实基础。


对当前网络政治格局有所涉猎的人应该能清楚的感觉到,这一批人明显和“白左”有共通之处------------所谓“左翼自由主义者”大抵如此。在这样的基础下,“世界上体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学术结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政治上的不同反应造就了当前隐于网络平面世界的巨大沟壑。最近发生的事情,则可以认为是这一沟壑的一次比较正式的露面。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颇具争议且容易产生混淆的概念(安德鲁·海伍德),其原因在于其本身对现代主义的双重否定(或质疑):建立在现代主义基础上的两个宏大叙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现实情况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后现代主义在分类上也有后现代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大项。在而围绕LGBT,女权以及父权制批判的讨论中,各大新媒体平台上较有影响力的发言者基本上是以后现代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虽然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呈现更多样化的形态,但是这些后来衍生出的女权主义形态依然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而产生的,包括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同时代的激进女权主义也是一样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强调女性的从属抵御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系(安德鲁·海伍德),哪怕是仅仅参加键政讨论的人也应该对这样的描述感到熟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衍生。


而激进女权主义则是将性别划分堪称最根本和政治上很重要的社会分裂,并呼吁对个人,家务和家庭生活进行彻底的,甚至革命性的改造(安德鲁·海伍德)。如果觉得这些论述较为佶屈聱牙,笔者举个例子,同为沉思录作者的罗神属于行动上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理解上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而隔壁专注女权的某位同僚则是完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激进女权主义的核心主张依然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同一个宰制体系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在如何抵制上走向了进行观念变革而非分配制度变革的路,私货一点的说,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不过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来看,有那么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


女权主义进入文化研究领域的过程本身就是女性受到压迫的绝佳体现,牙买加黑人霍尔(话说我第一次看到霍尔的照片的时候愣了一下)曾经恶评过女权主义研究:它就像黑夜中的小偷一样破门而入,打断别人,发出不雅观的噪音,抓紧时间在文化研究的桌面上拉了一泡屎(Hall,1992)。身为黑人的霍尔是很理解种族带给他的歧视,但是他自己却扮演了一个父权制的压迫者角色。即便如此,在霍尔的研究生涯中,他的三次理论转折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问题成为了将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霸权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线索(曹书乐)。可能笔者会感到疑惑,你说了这么多女权的事情,会不会脱离了谈最近的LGBT事件的主题?


当然是没有的。



在同属一个大的理论体系衍生出来的从属理论体系的情况下,讨论女权,批判父权制以至于讨论LGBT,我们会发现这些议题的指导思想总是互相印证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些议题,下面的一些名字一定是无法避免的: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萨特,福柯,霍尔。本质上,无论是对LGBT包容(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80年代遭到保守主义与艾滋病打击,90年代至今重新恢复)还是对平权的争取,都可以归类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文化研究的旗下。而归根结底,依然是要回到哈贝马斯与奈格里的争论上来,也就是未完成的现代性与正在完成的后现代性的争论上来。


不管是哈贝马斯还是奈格里,都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些毛病:坏嘴巴、互相开除左籍以及红色恐怖主义。哈贝马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里直指审美无政府主义打着告别现代性的旗号而试图再次反抗现代性。“它们也可能只是掩盖其与披着后启蒙外衣的反启蒙的悠久传统之间的同谋关系”。如果对这段引用感到困惑,他的另一本书的名字倒是可以为大家解惑:《后形而上学思想》。而十分朋克的奈格里(1979年,奈格里因牵连红色旅杀害时任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而被捕,释放后流亡法国14年)则在他在《艺术与诸众》中直接声称他既不接受反对现代性的论战也不接受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的的行为。“即便在现代化尚未历史地完成的地区——在巴布亚民族或中亚部落中间——现代性无论如何在逻辑上已经完成了”。


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何会这么想,不过我猜测是因为奈格里蹲过好几年大狱,而人一旦在同一个地方呆了太久就很容易走极端,他会这么想似乎就不足为奇了。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后现代本质上依然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源远流长,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再到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虽然最近的叙利亚事件证明列强与百年前并未有本质性变化,但是学术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意识到了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滑向内爆并会最终导致世界毁灭(或者美丽新世界)。在这个基本历史逻辑下,后现代自文化研究与艺术评论中诞生,并影响了90年代后出生的一大批人。


本次LGBT事件讨论的逻辑链,由耽美文化牵扯到性少数群体再到形而上学的“开放”“包容”再牵扯到笔者开头所说的,对当前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政策的逆反正是后现代思潮在当前扁平化的中文网络世界的一次亮相。亨利·詹金斯在其著作《文本盗猎者》中指出,耽美同人代表了一种反抗。詹金斯认为,耽美同人是一种类似约翰·斯托尔滕贝格所描写的对社会性别等级的解放性违抗——拒绝固定对象,选择更灵活的性欲投射;拒绝固定的社会性别特征,选择接受双性化的可能性。把女权,父权制和LGBT问题放在一起并非是笔者的个人想法,斯托尔滕贝格(1989)早在几十年前就强调了性取向在加强男权社会权威的其他形式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支持社会性别的两极化(或者说“性别区分”)必然同时固守社会性别的等级观念(在我们文化中表现为男性优势特权)。



这个充满争议性的论述在当前中文网络(乃至世界网络)的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关于渣浪灭杀大量相关账号讨论的两级分化。然而,亨利詹金斯指出,解构并超越性取向才是从男权异性恋统治社会的恐同症和厌女症中走出来的最核心一步。可从如今国内外种种表现来看,越来越多的人,把“超性化”(或者非性化)与“双性化”划等号,并逐渐以此为文化符号进行党同伐异。我绝不是认为性少数者不应发声,但这并不是一个矫枉必须过正的问题,直到今天,对于过去地主阶级群体的矫枉过正依然是左派饱受攻击的理由之一,当然,这个矫枉过正是没有问题,这里想说的是,在乱世进行的矫枉过正尚在后世遭遇到如此剧烈的反弹,更何况在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已完成的现代性,正在完成的后现代性以及过去想要完成但没有完成却依然留下丰厚遗产的超现代性都有数量较多受众群体的当代中国呢


当代的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范式。正如在叙利亚遭受导弹袭击的新闻评论下笔者所看到的那样,比起百多年前,世界唯一变化的就只有中国自己。列强还是列强,第三世界国家依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当中唯一完成工业体系建设与相对民族独立的旧殖民体系受害者,中国是唯一一个可能同时存在上述四种“现代性”叙事的国家,与此同时,去中心化的网络世界第一次,把这四个相互否定,相互联系的现代性叙事同时展现在大家面前。


未完成的现代性在当前中文网络的体现,最好的例子就是贪玩蓝月。对于现代性捍卫者,后现代建设者以及超现代性继承者来说,很难想象会有大量的社会中坚人士的审美依然停留在类似贪玩蓝月这种毫无情趣的游戏上,然而,如果你观察过各大高铁站人工排队的大叔大妈们和站在自助取票机前不知所措的无产阶级,你就不应该感到怀疑。



正如总书记所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常常在微博知乎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各种对公共场合打扰他人的低素质群众的犀利吐槽也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而对于现代性的捍卫者来说,马前卒的————《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把他们想说的都说完了。我们回顾众多大家爱戴的作者对马前卒的批判,也应当能理解,为什么现代性本身能引起这么多的话题。中国的后现代者们,乘着自奥巴马上台之后的“春风”茁壮成长了多年,然而当前世界整体政治趋向集体保守主义化的情况则让他们浑身难受。拒绝他者的他们应该是首次感受到了历史车轮的力量下个人虚幻的解放是多么的无力。


那么超现代主义的继承者们呢?他们可以说的上是整个中文网络圈最不受待见的人。前现代的人们觉得他们激进幼稚,现代性的人们认为他们的努力早已破灭,后现代性的人们则对他们呈现出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即便后现代和超现代都是试图对“现代性危机”提出解决办法,理论思想与灵魂人物的根本性不同决定了他们注定是无法互相理解的。有趣的是,绝大多数混迹中文网络世界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着超现代性的因素。与多年前不同,今日,当我们看到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那“谁解其中味”的照片,不约而同的都会想起当年遭到列强凌辱的我们。这种共情是西方发达国家(列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群众都无法体会到的,独属于当代中国的集体情感波动。笔者相信,这种跨越了时间空间的感同身受,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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