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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东西方交融之始——大明与葡萄牙贸易史


毫无疑问,现代欧洲的兴起源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东西方连接交融的过程也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具体到中国,明朝时开始的与葡萄牙的贸易往来,可以算作是一个发端。


如果从天空俯瞰下去,东亚大陆就好像一个不规则的多边体,嵌入西太平洋。亚洲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相互作用,使得东亚的南部边缘形成了一个由太平洋板块拱起的巨大的地质弧,或者说暗弧。这个暗弧从北方的千岛群岛,日本群岛丶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丶大巽他群岛。暗弧的绝大部分隐藏于水面之下,唯有少量岛屿浮现于海面之上,而在其更远之处,则是一个几乎平行,深不见底的海沟。数千年来东亚历史舞台的中央部分是属于生活在大陆上的农夫与牧民的,生活在这些岛屿上的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舞台的角落里,只有偶尔闪现。


第一岛链


但情况十六世纪初发生了改变,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或者说归过于)唐·恩里克·杜克·日·维塞乌——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他本是若望一世的第三个儿子,年仅十九岁就攻陷了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的北非城市休达,而这位伟大的王子,奇怪的幻想家却抛弃了一切,躲到他的封地——靠近圣维森特角的一个偏僻小村落去,无妻无子,渡过了五十个春秋。在那里他要求别人向他提供有关世界各大洲的书籍和地图,招来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委托他们制造更精确的航海仪器和图表。他把航海回来的每个水手、每个船长叫来详细询问。所有这些材料他都小心地放在秘密档案里,同时他又装备了许多探险队,而这一切花费都出自他的私囊。


亨利亲王不倦地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在不多的几年里,过去的葡萄牙人驾驶的那种有18个船员的无篷小渔船——变成了真正的远洋海船——排水量达80~100吨的坚固的巨大船只,即使有暴风雨也可以在大海里航行。这种适宜于远航的新型船只,产生了新型的水手。“占星术家”成了掌舵人的得力助手。这些“占星术家”是善于阅读13~16世纪的罗盘航海图,确定罗盘的偏差和在地图上标出子午线的专家。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结合在了一起。


航海家亨利


在这些探险中渐渐成长起了一代新的航海家和考察人员,在圣维森特角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1486年迪亚士抵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通往印度剩下的航路在阿拉伯航海家的书籍中有详细的记载,已经是一片坦途。果然十一年之后,也就是1487年,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抵达了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这里也是他的葬身之地,而五十四年前,郑和也是死于此地。东西世界的两个伟大航海家的终点在这里重合了,两个世界永远的连接了起来。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


已经无法确认葡萄牙人与中国开始海上贸易的具体时间了,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应该不晚于1509年(正德四年)。在一个不知名的葡萄牙人作者撰写的《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纪事(手稿)》中记载:“我们首次抵达满刺加(马六甲)时,在马六甲港一旁的海岛泊有三艘中国船,我们一到这里,中国人的船长就乘一艘小船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体面的人……他们向司令的船驶来,司令高兴地接待他们,并奏乐和鸣放礼炮……因为翻译听不懂他们的话,又派人找来一位懂他们语言的当地人,他们谈论很多事情,互相询问对方国王和王国的事情……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船长请司令和船长们改天去他们的船上吃晚饭。司令接受邀请前往赴宴……几个小时后我们的人才告辞,中国船长把他们送回船上后才返回自己的船上”。


在两年后的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时,中国商人还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他们用自己的小船将葡萄牙人的先锋部队运上岸。按照第一任葡萄牙驻马六甲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给总督的一封信中记载,1513年,一位葡萄牙代理商乔治·阿尔瓦瑞斯在中国商人的护送和领航下,乘船前往广东外海的屯门,企图获得中国政府的贸易许可,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明政府的许可,但应该是抵达中国的第一条葡萄牙商船。


澳门葡萄牙人与明朝交易图


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商人,明国人十分欢迎,原因很简单,他们携带有最受欢迎的商品——白银,十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金属的黑洞,对金、银甚至铜都是有多少要多少,而明国的生丝、瓷器、白糖等商品也是葡萄牙商人极度渴望的,一担生丝从湖州运到果阿,价格可以翻两倍,运到里斯本,还能再翻两倍。巨额的利润刺激着贸易的繁荣,农夫和渔民变成了工匠和水手,白银就好像江河在其中流淌,然后沉淀下来,就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荒芜的海岛和港湾变成了繁荣的城市。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城市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早在远古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出现了定居居民的聚落,这就是城市的雏形。壕沟、城墙、宫殿、庙宇、市场、作坊,这些城市的要素一应俱全,从城市这两个字就能看出其起源:城——堡垒;市——商业交易区。换句话说,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城市有两个要素——军事防御的堡垒,商业贸易的中心。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地下都有着古城遗址——无论是军事防御还是商贸贸易地理交通都是决定性因素,只要山河地理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城市的地理位置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新城叠旧城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荷兰人笔下的南中国地图


但葡萄牙人的到来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古代中国并非没有因为海上贸易而兴起的城市,例如登州(今莱芜)、广陵(今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等地都是著名的海上贸易中心,官方也有在这些州县设置市舶司一类的部门管理海上贸易,征收赋税。但由于明代推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对外贸易,所有的海上贸易都只有朝贡形式进行,东南亚国家一西洋诸国在广州登陆,日本在浙江宁波登陆。对于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大明帝国来说,这些远来的商人与过去的其他异国商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帝国对这些商人的态度很简单:要么以藩属进贡者的身份进行官方贸易;要么予以驱逐。虽然葡萄牙人企图伪装成东南亚某土著国家的贡使与明国贸易,但很快被广东的地方官员识破,予以驱逐,葡萄牙人不得不另辟蹊径。


官方的渠道已经断绝,那就只有走民间的渠道了。在葡萄牙商人的航海日志中,chincheo这个地名时常出现。例如曾经在马六甲商站担任职员的葡萄牙学者托梅·皮里士在回忆录中的记载:每年有四条来自chincheo的中国商船前来马六甲,船上满载着生丝与陶瓷,换取金银和印度出产的香料。1518年,乔治·马斯卡尼亚斯,也就是那位在五年前前往屯门的葡萄牙商人雇佣了熟练的漳州舵手与翻译,跟随返航的琉球商船终于抵达chincheo,虽然由于错过了季风,他没有能够前往最终的目的地琉球,但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富庶、人口稠密的贸易城市,他把携带来的胡椒卖了一个好价钱,然后满载着生丝返回马六甲。


那么这个神秘的chincheo在哪里呢?按照中西方史料的比对,葡萄牙人口中的chincheo应该指的是今天闽南三角洲的九龙江入海口海湾区域。前来这里进行走私贸易的外国船只一般先在南澳云盖寺、诏安、走马溪(在今东山岛)停靠,再到浯屿泊船,等候海沧、月港出货,以及金门料罗、乌沙等处的接济,避风则入围头、峰上。它地处漳州府与泉州府海域的结合部,自浯屿水寨内迁厦门中左所以后,漳、泉共有的水道呈无人管理状态,浯屿是海商走私贸易的“巢穴”。万历《泉州府志》说:“旧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中……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同安门户。”“料罗在金门极东,突出海外……其澳宽大,可容千艘。凡接济萑符之徒,皆以其地以为标准。”在这里有一个现成的走私贸易网络,通过九龙江上游和陆路运输,可以将闽地乃至赣南、浙南的商品与海外商品进行贸易。而这个走私贸易的核心就是漳州月港,据三位葡萄牙史学家在其著作中的记载:


“我们的人通称该省为chincheo,因为那里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海岸城市,他们有的人后来到那儿去进行贸易。”(注:若望·德·巴洛斯(Joao de Barros):《亚洲十年》第三卷第2册第八章。)


“他到达一个叫做chincheo的城市,他在该地感觉到百姓比广州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注:费尔隆·罗帕斯·德·卡斯特涅达(Fernaa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第四、五卷,第XL章。)


“他和他们一起沿chincheo海岸行驶,那里是齐整的,散布着很多城镇、村落:这次航行中他遇到许多驶往各地的船只,同时他在一个港口停泊,他们向他谈到福建大城,他向那儿驶去,但在它接近它所在的河口时,他得到费尔隆·伯列士派人从陆路送去的信命他返回。”(注:达米奥·德·戈额斯(Damiao de Gaes):《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第二十四章。)


Chincheo并不是葡萄牙人找到的唯一入口,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贸易港——双屿。相比起位于九龙江入海口的chincheo地区,位于今天舟山群岛地区的双屿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这个岛屿正好位于杭州湾和象山湾之间,距离当时明国最为富裕的南直隶、江南地区很近,而且处于前往日本和前往南洋航线的交叉点上,而且距离宁波港只有一海之隔。葡萄牙人可以从这里收购著名的“湖丝”,然后转运到日本,再收购白银,往返便是数倍的利润。丰厚的利润让双屿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如果葡萄牙作家蒙德斯.平托的《旅行记》当中记载的属实的话,在短短的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双屿从一个没有常住居民的荒岛发展成为了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贸易港口,有超过一千名葡萄牙商人,每年葡萄牙商人的贸易额就超过了300万葡萄牙克鲁扎多(金币名),岛屿上有一千多栋房屋,以十六世纪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城市了。


如果用单纯的经济学来分析的话,双屿的前景无疑比chincheo地区的泉港、月港要光明得多。前者距离明国出口商品的主要生产地更近,物流成本更便宜,更容易获得优质廉价的商品;江南地区也远比闽南地区富庶;双屿位于两条的交叉点,而泉港、月港只有一条贸易路线。除非江南地区出现一个条件更好的港口城市取双屿而代之,否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座贸易城市应该会渐渐超越泉港、月港。但一个意外发生了,1548年,大明闽浙总督朱纨派兵剿灭了双屿,并用沉船堵塞了海港入口,从此之后这里就成为了一座渔村,而泉港月港却一直兴盛下去,直到与之比邻的厦门岛兴起取而代之。


今天月港遗迹


这里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何同样是从事走私贸易的港口,双屿沦为废墟,而泉港月港却生存了下来,直到明末被厦门所替代?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


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了,由于古代中国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干旱草原区的游牧民族,而经济中心则位于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区,所以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王朝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往往是不重合的,比如西汉定都长安,以关中为中心,但人口财富关东数倍于关西;唐也是定都长安关中,但财富人口却在河北、江淮;宋、明清一个定都开封、一个定都北京,但经济中心却在东南。为了确保国家的统一,历代统一王朝都不得不从经济发达区域抽取财富来供养军政中心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明太祖便将“以东南之财赋,养西北之士马。”立为国策,作为古代唯一可行的大宗货物长途运输方式,京杭大运河就成为了明帝国一日不可或缺之物。


月港形势图


如果打开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双屿所在的舟山群岛正好位于杭州湾的东南侧,如果从这里出发,沿着杭州湾西北侧航行就可以进入长江,逆流而上不久就是镇江——京杭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如果进入杭州湾逆浙江而上,杭州武林门外便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东南之地的稻米、布匹、丝绸、银两正是沿着这条运河一路北上,汇入北京城外的积水潭码头,然后转运给京城的官吏和边关的军队。显然,明帝国绝不会容忍一群来历不明的外国商人在这个敏感的地点立下脚跟。朱纨1548年坚决的行动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月港贸易图


在双屿受到沉重打击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采取了报复措施,企图用武力迫使明国与其通商。但在今天福建诏安走马溪他们又一次被打败了,这一次葡萄牙人被彻底击败,他们失去了几乎全部船只,还有近百人被俘虏,然后被处死,他们的货物落入了官员的手中。葡萄牙人与中国的通商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


转机来自于一场意外事件,1554年广东官员将广州的泊口(与外国商人交易征收捐税的地方)从澳门迁徙到了以西大约30英里叫做浪白滘的岛屿上,而在葡萄牙人关于与中国贸易的著作中有一个lampacao的地名时常出现,而这个单词与广东话“longpakao”读音相近。按照葡萄牙人的记载,早在1542年,就有许多葡萄牙走私者经常出没于lampacao。而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正是在1554年他们与中国广东官员达成了一个协议:在缴纳捐税的前提下他们可以在中国商港进行贸易,而且以每年500两银子为代价租下了澳门这块居住地,而且他们还有盖着广东布政司大印的信用状。


而明国官员口中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按照《澳门记略》一书中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藩舶托言舟触风浪,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旺柏许之。初仅茇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混入。高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旺柏始。”显然两者除了时间相同之外,其他就完全是两码事了。那谁说的是真话呢?


按照明国官员的说法,葡萄牙人能够定居澳门完全是利用了他们的怜悯。但这把葡萄牙人描写的太过天真了。毕竟就在短短几年前,葡萄牙人在双屿和走马溪两地与明军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在双屿,葡萄牙人经营已久的定居地被彻底摧毁,损失了大量的财物和船只,这些远洋而来的商人又怎么会把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寄托在明国官员的怜悯上呢?尤其是与明国广东方面的条约是在第二年才签订的,他们肯定有更加有力的保证,而非明国官员给予的恩惠。


明代澳门地图


传教士阿尔瓦雷兹.西梅多在1643年出版于《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当时珠江口出现了大批的海盗,并且占领了澳门,迫使广东方面将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地点迁徙到了浪白滘,这影响了广州与其他外国商人的贸易,而当时广西发生了瑶乱,广东主要军事力量被抽调,又需要大笔的税款来支援正在进行的战争。于是广东官员便向葡萄牙人许诺,假如他们能够消灭这些海盗,就允许他们进行贸易,并将澳门作为他们的定居点。显然这位传教士的说法更符合逻辑一些。


葡萄牙人吸取了先前的教训,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为恭顺,缴纳捐税和地租,帮助广东官员打击珠江口周围的海盗。而他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垄断了连接印度、马来群岛、中国、日本与澳门的航路,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澳门也迅速由一个荒芜的渔船发展为远东最富有的通商口岸之一,1563年这里已经有900名葡萄牙人,数千名马六甲、印度、非洲人。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澳门进入了他的鼎盛期,由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还没有来到远东,实际上葡萄牙人垄断了整个远东的贸易,他们狡猾的将自己置于葡萄牙王国与大明朝廷的双重统治之下,这样可以使他们避免西班牙商人的竞争(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获得了葡萄牙王位,兼任了葡萄牙国王)。由于这些外来者,在荒芜的岩石上诞生了繁荣的城市,这在过去数千年是从未有过的。


早期葡萄牙航海家绘制的中国地图


 但是澳门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最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人的贪婪,虽然他们和西班牙人在1580年相当长一段时间由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统治,但他们却视中国的贸易为一己禁脔,多次攻击从马尼拉前往中国的西班牙商船。更糟糕的是,1588年无敌舰队的毁灭标志着葡——西殖民帝国衰落的开始,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散步于全球的殖民地暴露在英国与荷兰威胁之下。1601年,荷兰人的一支舰队终于来到了澳门,虽然葡萄牙人挫败了这一批远道而来的敌人,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越来越多的荷兰船只开始出现在南中国海,他们攻击葡萄牙人的商船,通过中国代理人购买中国货物,葡萄牙人在东亚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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