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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如何走出低生育陷阱?

近年来,互联网空间以易富贤大师的“新人口论”为切入,开展了对计划生育的解构。然而,普通网友毕竟没有易大师的水准,网络上许多对人口话题的讨论往往最后收束到了“你多生,我随意。要我生,得给钱”的套路上。很多时候,人口话题就是城怂们优雅的怨天怨地怨空气。明明比他们穷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人员都能生一窝,城怂们有得是国家需要人口红利的道理,却没有勇气实现自身家庭的人口红利。他们一边说着“不让我生就要亡国灭种”,一边精算要他生政府要给他多少钱和福利。关注这类话题还不如直接听我哭穷,毕竟我没有杀气腾腾。



再穷不过是山东,初音一葱拍死张根硕!随着李春姬同志的一声惊吼,山东贫穷落后的面貌惊动了长白山天降伟人最高司令官金正恩斯密达!物理金正恩满塞!中央再不给钱给政策,山东就穷死了!快给转移支付!快给精准扶贫!!!


(前方是D总高能魔性玉音放送,战斗力不足人员请撤离!)

再穷不过是山东 来自新潮沉思录 00:41



日本没有计划生育?


纵观网络上有良心的的新人口理论学家,他们有一个支撑自己观点的重要论据:日本是一个人多地狭的岛国,人口密度极高。日本不实施计划生育,反而由于人口老龄化鼓励生育,可以充分证明“人多力量大”,人口也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1947~1949年,随着战败的蝗军从中国、从朝鲜、从南洋、从西伯利亚返乡,日本本土掀起了一波生育高潮。日本总合生育率在这几年一度高达4.31。三年生育高峰之后,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高达3.65。但是,仅仅用了10年,196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2.0。请问日本是怎么完成了这堪比我大天朝的人口控制奇迹的?


答案就在日本当时的“计划生育”。日本战后长期奉行“少生少死,优养优育”的人口政策,在经济迅速发展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笔者此前说过许多次,为什么现在越是发达的社会、富裕的国家,越是妇女地位高的地方,生育率就越低?发达社会,养老制度完善,人民有足够的积蓄保证自己的晚年生活,没必要“养儿防老”。反而因为这类国家的儿童权利比较高,对自己养老没啥影响的子女就像是国家交给父母托管的国有资产。


政府给发奶粉钱等福利不假,但是儿童地位高得会给父母惹来其他麻烦,不能打、不能骂、不能独自留在家。富裕的国家往往消费主义盛行。既然养不养孩子不影响自己的晚年生活,又会产生一些现实的麻烦,人们往往倾向少养育子女,以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同时,妇女地位高,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有权采取节育措施。妇女广泛参与社会,人生意义不仅仅是“母以子贵”,没啥生育倾向。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政府政策配合现代生活很快扭转了过去“多子多福”的生活观念,导致日本出生率迅速下降。


1947~1957年间,日本粗出生率从3.4%下降到1.7%,此后二十年间长期在1.7%~1.9之间浮动。造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首先是1948年日本将人工流产合法化,这使得1950年的生育率减少了28%,在1960年更高达38%。1953~1961年,日本每年的人流量都在110万左右。自1950年起,日本不少于20%的已婚已育妇女采取了一种避孕措施,1959年避孕法的普及率高达43%。同时,日本政府强调“少生少死,优养优育”,利用经济飞速发展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民众少生、精养,飞速降低了出生率。



“日本人口过剩”的文学想像


由于不光彩的历史原因,出于对法西斯的瓜田李下,日本政府至1974年仍然禁止使用节育环。这是日本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原因之一。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日本社会绝佳的避孕药。1966年是农历的“丙午年”,日本社会认为这一年很不吉利。因此,日本这一年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58。直到23年后的198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57并长期低迷,这才打破了1966年的低生育记录。然而,在整个六十至八十年代,日本全社会仍然认为日本主要的人口矛盾是“人太多”。为了说明当时的日本社会,在流行于互联网世界的《三体》社会学、李狗嗨法学、《纸牌屋》政治学之后,笔者独立开创了哆啦A梦社会历史学……



丙午年之前的一两年,是以上几位动漫人物出生的1964~1965年。在这部动漫作品中,主角群的野比、源、刚田、骨川四个家庭,共生育了6名子女,总和生育率1.5。由于骨川家的亲戚不育,骨川家的小儿子过继了出去,实际总和生育率1.2。这个数字低于当时的平均水平。



这部作品最穷的小朋友是小谷。他拥有许多家人,大家勤劳、善良。但是作者藤子宏几乎把“越生越穷”的标签贴到这家人的脸上了。类似对“日本人口太多”的焦虑出现在作者的许多作品中。


比如说——



收录在《异色短篇集》的这部作品讲述了并不遥远的1980年。此时,世界人口突破45亿,并且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由于粮食不足,日本恢复了供给制,凭票供应粮食。尽管如此,巨大的生存压力还是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故事就是从弃婴量上升开始的。在故事中,作者描述了当时的日本社会除了人寿保险还有“卡路里保险”。投保人早逝,他的亲属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粮票作为补偿。这个设定完全把人当成了消费者,所以死了人反而会省出粮食,可以给遗族一部分粮食做为补偿。于是,故事中饥饿的主妇为了多吃一些食物杀死了丈夫。


另一个《异色短篇集》中的故事发生在近未来。家里养着机器鸟、住独栋的中产大爷在故事中面临人生的重大考验。当时的日本社会,显然生育仍然很旺盛。老人家56岁就要强制退休,把工作岗位让给年轻人,并没有延迟退休。由于故事中的日本供养比高达2.73比1(现在已经到2比1了),74岁的日本老人被政府取消社保自生自灭。本来自生自灭是抽签决定,因为老龄化恶化,在故事中日本政府决定把老人的社保们一刀切全部停掉。


这位74岁大爷的身手, 退休真是太可惜了



这些旨在宣传“日本人口太多”的文艺作品,在40年后惨遭打脸。2015年,创作了一系列黄段子漫画的漫画家久米田康治得到日本内阁府的邀请,为一部主题是“思考日本未来的书”绘制插图。



这本小册子针对当前日本社会的老龄化、低出生率现状,通过国情教育指导孩子们要好好学习早日为国造人。画家果断选用了作品《绝望先生》中的人物形象,甚至还让冒用日本公民身份的非法移民角色“关内·玛丽亚·太郎”发问“日本这个国家还会存在么”,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为何错估的人口形势


现实中,世界粮食供应并没有因为人口突破45亿就要凭票,目前全球70亿人口。日本的社会抚养比从漫画中的2.73比1下降至2比1,日本人民表示还可以再坚持几天。日本的人口政策从限制数量发展到鼓励生育、追求人口结构健康,说明任何社会都可能错判长期人口形势。过去的人们误判人口形势的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力的进步让现在的世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让更少的劳动力可以养育更多的老人。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黄海西道井州市国立大学法人世宗大王第一大学(副部级)空间防务研究院洪讲师就经常说,将来电力生产极大化,他能从空气中提炼出乙烯,化石能源匮乏算个鬼。


但是,发展生产力,扩充产业规模,把人口变成人手,需要教育和资本投入。所以中国比美国多十亿人,却没有体现出相应的富。孟加拉人口规模和日本差不多,人口密度比日本还高,却当真穷的需要计生。于是这引出了人们对人口形势的另一种误判。更凶险的局面自宋代以来就困扰着中国,这就是内卷化。


自宋以来,我国生产力的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在有限的国土范围内日趋激烈的人地矛盾,匮乏的环境导致生存斗争日益激烈。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口密度比现在小,但是人们发展不出提高财富生产能力的新技术,不能开采石油、冶炼钢铁、制造机器,没法用一亩二分地喂饱人们。那么怎么办?以血缘为纽带,按照血缘亲疏分配资源;限制一部分血亲(比如说不能上桌吃饭的小媳妇)的利益,把资源集中在多生儿子好打架上,以此争抢乡邻的生存资源。幸亏近代中国在深重民族苦难中获得了外来思想,打破了几百年的困局。



比日本不知道差到哪里去的中国计生


内卷化的田园生活,在洪讲师的故乡并不罕见。洪讲师出生在黄海西道一个盛产苹果的山乡,全县人口60万,平原仅占全县土地面积的15%,人均耕地1.2亩(恰好是一亩二分地),农业主要靠林果业带动。洪讲师回忆童年就像讲述一部西部片。有趣的是,中国计生在这部西部片中占据了重要的戏分。


计生的面包车就像印第安人红番一样,冲进村里抢大肚婆。拖拉机上的汉子就像牛仔,大家族仗着家里男丁多,可以用拖拉机逼停面包车,抢回大肚婆。计生在大户那里吃了苦头,冲进了小姓的家门。那家的大肚婆上午做了人流,下午计生就来送刚办好的娃娃票。这户小姓好歹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坐着拖拉机游街示众“我有儿子了”,拖拉机不幸翻下山沟,掉了一户口本,怎么想都是计生的错。


洪讲师的童年,村长的弟弟、洪讲师的二大爷用猎枪打了过路的司机,因为他冲过了几道路障轧坏了村里的路还不给买路钱。1993年,城里公立三甲医院的老西医一脸慈爱的说“治好洪讲师的病要一万元钱”。洪老太爷说“俺是庄户人没钱,俺农闲卖炸药雷管,这个能抵账么?横竖比俺家地里的红薯值钱吧!”最后老西医花了洪家五百块钱就打发洪讲师出院了。


洪老太爷并不是莽夫。他是退伍的工程兵,担任村干部并兼村里的民办老师。90年代,洪老太爷好几年的工资都是白条,这白条却不能抵三提五统。村民们都欠村里的账,遇到结婚、当兵、上学要用村委会的公章了就跟村支书讨价还价交一点,洪家的欠款直到洪讲师结婚生了儿子才还清。


洪讲师说现在能进城打工了,多生几个儿子也有地方谋生,所以不让没有儿子就不能活的穷人自由的生儿子是丧尽天良。他中学时放假打工的老板家里兄弟五个,虽然有两人因为生活贫困患病、致残,但是他们现在给老板当伙夫、当门卫,丝毫不浪费劳动力,安身立命,有了自己的儿子。如果老板的家里没有生五个儿子,怎么能中一张光宗耀祖的彩票?镇上两千口子人都靠这个超生出来的老板吃饭呢!计生根本没有理由!


洪讲师的故乡是孔孟之乡,自古就有好生之德。当地妇女以前吵架最有杀伤力的话是“你个属大骡子的”。最近信耶稣的妇女多了,看在他耶路撒冷大兄弟的份上,妇女们改骂“你全家丁克”了。但是,如果在洪讲师的童年时代没有计生,别说扩大再生产了,城里的岗位还不够城怂分的,山乡能摆脱既往的生产模式,提高生产力么?这样乡亲们是打算等马尔萨斯收税,还是打进城里抢一把?


整个80年代,我国的独生子女仅占出生量的18%。当时的计生主要针对体制内,七八十年代有许多“不要公职要二胎”的例子,当时城里人选择独生子女是为了选择一种生活条件优越的生活方式。进入90年代,由于农村大甩锅,计生罚款成为了凋敝的乡村社会重要的政府财政收入,计生才逐步收紧。


然而,农村大甩锅阴差阳错的制造的我国独有的人权优势。从这时起,凋敝的农村逼迫大量农村壮劳力进城,让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收获了海量的“欠高端”人口福利。人口流动性增强再次破坏了计生的执行力度,洪讲师的岳母都知道“城里谁都不认识谁,进城打工、做买卖的防盗门一关生几个都没人管”。随后经济发展了,人们自然生的少了。尽管现在中国还有穷人生一窝的广阔土壤。所以说,跟日本比起来,中国计生是用特别高的成本办了一件效果特别差的事情。小农经济,农民不生儿子就没法生存,计生必然陷入官奸民刁大乱斗。最后看来,还是城里人一胎化发挥的作用最大。


最后还是说回日本,日本想要摆脱低生育危机应该怎么办呢?可以摸索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城里人管着富,农村人管着生,农家子弟的佼佼者有管道进城补缺,大家各司其职。负责富的朋友,位置没那么容易被凤凰男取代,少了一些阶层滑落的焦虑,生不生随意。负责穷的朋友,国家提供基础教育,然后看爹妈能不能中“肚皮彩票”,迎来一个光耀门楣的儿子,像祁同伟厅长那样泽被乡里。如此,可以保持较好的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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