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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川普减税加息真的为了重振美国吗?




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国家普遍发生了由危机引起的大规模失业。美国政府仿行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试图促进经济从危机之中复苏。


自特朗普上台前后,美国开始实行所谓的“实体复苏”以使得“产业去空心化”,来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


一方面,经济的复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尽管这些产业往往集中于中低端制造业,并且从业者许多并非是全职职工),但另一方面,在施行再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国内所生产的产品成本过高,进而物价上涨。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美国政府在加息的同时减税,试图在实行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的同时,推行再工业化的产业政策。


而这一故事的源头,在于08年以后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


08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凯恩斯在经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此揭开了宏观经济学的序幕。


宏观经济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货币学派、新古典综合与新古典宏观等诸多流派洗礼,衍生出了许多模型及假设。为了更好地辨析各个学派的观点,我们不妨从假设逐渐入手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各学派中,凯恩斯主张价格尤其是工资具有刚性,而古典学派则坚称价格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则综合了两个学派的观点,认为价格具有黏性。


刚性即价格在短期内不能随着供求变化而变化(凯恩斯说“长期我们都将死去”,所以他的观点集中在短期);完全弹性即价格可以随着供求而不断变化,市场也总是均衡的。现在除了少部分理性预期的顽固派学者,大都同意短期内价格具有黏性,亦即可以部分调整。而在长期内,价格是完全弹性的——经济体制具有充分的调整时间来使得市场达到均衡。


(当然了,这也是一种理想化。每一个长期都是由无数的短期构成的。)


在大萧条的年代,经济极度不景气,市场利率低,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凯恩斯假设人们持有有价证券及货币两种资产,当利率较低时,由于有价证券的现值较高,故而造成了高有价证券价格达到顶点。此时,人们预期当前的利率已达到最低而有价证券价格最高,在未来由于利率升高的可能性较大而有价证券有贬值的风险,因此减持有价证券而增加对于货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无穷大,LM曲线水平,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由于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无穷大,因而无论中央银行增发多少货币,都无法有效地降低利率。


同时,凯恩斯认为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利率越高则投资越少,利率越低则投资越多,投资带动产出,而低投资是使得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提出要适用财政政策来拉动产出的上升。


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凯恩斯的结论。



上图中横轴是产出,纵轴是利率。凯恩斯区域中,代表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水平,而代表产品市场的IS曲线向右下倾斜。当LM水平时,增加货币供给,LM曲线并不会移动,产出也不会增加;相反,移动斜向下的IS曲线则可以在不提高利率的情况下,使得产出大幅度增加。


在劳动力市场上,当凯恩斯主义学者得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具有替代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宏观操作提高通货膨胀率,进而降低失业率。


SPC=短期菲利普斯曲线,LPC=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但是当时间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陷入了滞胀危机——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似乎告诉了美国政府已经无法再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来平滑经济危机带来的摩擦,而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伴宿而来的是上图那条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再具有替代性关系,因此通胀率的增高无法有效降低失业率,反而使得二者并存,经济出现滞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货币政策抑或财政政策,都无法有效地活化经济。


而自次贷危机以来所实行的量化宽松,在分类上属于货币政策——因为它间接地增发了货币。但量化宽松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到底有什么不同,它如何活化经济?


政府的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三类: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与公开市场操作。


量化宽松与传统的货币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长期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政府通过在公开市场买入长期政府债券,来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一般的公开市场操作(亦即买卖政府债券),短则数日,长则数月,而如此大规模的、长期性的公开市场操作,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增加基础货币。


其次,量化宽松具有持续性,其操作是间隔且持续的(比如间隔一月投放一定数量的基础货币),而这使得有价证券持有者对于利率上升的预期明显降低,故而抑制流动性陷阱的产生。低水平的利率不仅不会使得流动性陷阱产生,反而会促进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增长。


然而量化宽松是一种极为典型的以邻为壑。由于当前世界各国仍然以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时必然具备着货币所应具有的价格尺度等基本职能。



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之时,美元购买力下降,进而各国的美元储备购买力缩水,而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则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进而导致各国尤其是以生产加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发生输入型通胀。


自2008年底开始,美国先后发动四轮QE,向市场投放了大量流动性,利率大量下降进而带动投资增加。


然而过热的经济将带来可能的通货膨胀,故而各国政府会凭借泰勒规则来对经济进行调整。(政府设定目标通胀率与目标失业率,以名义利率作为中间变量对经济进行调整)


当经济过热而通胀上升时,央行可以通过调高利率或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权)来回收流动性,进而对经济进行“降温”,来预防或遏制通胀。


QE政策突破了流动性陷阱时只能使用财政政策的局限,使得处于流动性陷阱时政府拥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选择,进而促进国内均衡的实现。(根据丁伯根原则,要解决n个政策目标,需要有n个政策工具)


伴随着经济的回暖与“再工业化”进程的继续,美国结束了其实行的QE政策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当美元加息、利率上升,外汇市场上美元需求上升,将导致各国货币相对贬值,外汇储备外流。


美国占据着世界货币储备发行国地位,进而突破了三元悖论(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进而得以在维持汇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对货币政策进行自由调整。而无论是QE还是加息,美国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转嫁其政策的调整成本。


所以,特朗普政府近期的操作,与其说是为了重新振兴美国实体经济,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如说是为了应对危机必然又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



之前,我们曾用多篇文章来阐述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美国的“币缘政治”。在布莱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以储备货币多元化为主题),实际上并没有起到理想的作用,反而成为了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工具。所以我们才想要搞人民币国际化,想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亚非大陆桥,增加自己的币权。


但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之中,必然会对美元霸权及美国币缘政治产生威胁,而这一点是目前美国所难以容忍的。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自身购买力的稳定性与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在此过程中中美因争夺币权所可能导致的诸多矛盾。


至于所谓的“人民币入篮”这个旧话题,实际上由于牙买加体系的形同虚设,象征意义就远大于实际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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