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被争夺的鲁迅与新时代的铁屋

八十一年过去了。鲁迅一直都在。那些他曾经与之不懈搏斗、投笔刺向的“罪恶”:旧中国漆黑的“铁屋”里沉沦的人肉宴席,半殖民地的农业社会残留的劣根,以及种种反动力量,它们被其后一轮红色的太阳碾碎,清扫出去;或是借尸还魂,从现代化的阵痛的缝隙里缓慢爬出,如梦魇一样纠缠着当代人的头脑。


自从先生肉身逝去,如同我们给予所有窃火者命运的“礼遇”,大抵是逃脱不了符号化的纪念和符号化忘却的双重命题。进入新世纪以来,曾经的不完美的战士们,都面临历史认识论层面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断裂、犬儒主义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合流下的重构困境。鲁迅的野草,悬搁在无害之地,轻易地脱离了宏大叙事语境,被抽干成一个刻板中年人的符号,有序地排列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随后又传言要退出去;另一方面,人们出于针砭时弊所涌生历史路径依赖,“鲁迅”在今天依然被利用地充当了所谓公知对于特定时代痼疾的想象,这对先生并不公平。



在笔者看来,“鲁迅”不单单是指富有思想艺术的个体存在:即作为一个近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塑造众多经典形象的文豪,一个好玩的前朝段子手、奶爸,他本身也是近代以来绝无仅有而又未竟的谱系,仅凭说出“鲁迅”二字,无论在座诸君看不看得惯迅哥儿,他的文字都涤荡在几代中国人的血液里。借齐泽克所言的,他是一个“自在的观念复合体”,因此,理清楚鲁迅与鲁迅之外的“鲁迅”的话语权力的暗夺,并重新整理鲁迅的左翼资源,在笔者看来,不失为对先生的一种真诚的纪念。


鲁迅是如何成为鲁迅的,从我们熟悉的弃医从文,从《摩罗诗力说》里“立意在反抗”,《文化偏至论》的“立人”理想,这是鲁迅为文的起点,此时他是一个热枕的共和主义者与进化论者;尔后鲁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夏瑜血做的药引,见过阿Q,见过袁世凯和张勋的风波,看到革命内骨子里依然是陈旧的,此时他是铁屋子里梦醒的人;鲁迅反复游走在忧愤与渺茫希望中,还是有一堆纠缠不清的疑问,笔上不断解剖自己,笔下是艰难民生,最终在白色恐怖潮后完成左翼运动自觉的转折,正如他的知己瞿秋白在作出最经典的概括:


“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士绅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友人,乃至战士”。



在他去世后,“鲁迅”逐渐演变成了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历史图腾,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在抗日战争进行时,毛泽东站在当时文化语境的最高阐释领域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是以将“鲁迅”整合收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旗帜下,成为中国新文化前进的方向。


从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肇始,作为“精神界战士”的经典的鲁迅形象被悄然置换,相继与“启蒙者”、“文化巨人”、“反抗绝望”的非经典鲁迅面目出现,并试图重新对接上“五四传统”的血脉,其标志性的事件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索》的结成,这些研究固然拓宽了对鲁迅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如何被重构,关系到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精神随时代演变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思想暗潮汹涌下话语的渗透,尤其体现1990年以后,告别革命思潮迭起与更为切近的物质目标盘旋在中国大众的头脑上,主流思想也逐渐淡化疏离了经典性的鲁迅。


互联网时代,如第二段提到的,也正是因为历史认识论上的断裂,在后现代视野下,小资普遍表现出更多厌恶政治化的、主流思想化的鲁迅(然而去政治化鲁迅更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政治符号),陈丹青之流就疾呼“救救鲁迅”而在网络上蹿红,随后也掀起了一阵“还原鲁迅”的名义解构经典鲁迅的浪潮,互联网是青年人对于应试下堆积起来刻板鲁迅的不满的自留地,同时,商业化的传媒、出版界在顺应资本逻辑下逐力打造一波民国热,不仅悉数出版民国“普遍人性派”的东西,也试图将所谓“批判国民性”的鲁迅收编在一整套个人自由与国家的二元话语体系中。尽管这并不成功。



比起谨慎使用“鲁迅”的自由派(毕竟他们知道鲁迅和他们不是一路子的人),曾被南方系媒体捧为“当代鲁迅”某名赛车手韩寒就曾坦言自己并不喜欢鲁迅,他认为鲁迅没有论战对手诸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大气,这也不奇怪,梁实秋先生与鲁迅论战时有一句名言:“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此话隔着时空的海峡对仗工整了知乎和营销号上的“穷人之所以穷在于不努力”,阿Q传承下的精神赵家人,从没有绝后,以文人精致的面目出现,也难怪鲁迅在资本家“走狗”钱面加了一个“乏”字。


这里需要声明一下,笔者很赞成热爱“鲁迅”的人重新拓宽理解鲁迅的边界,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作为西式新体的发起者还一不小心把白话文小说写到了颠覆,他是大V,论讲故事、撕逼还是抖机灵,我不是针对你,在座的诸位,都是辣鸡!这样的“鲁迅”是属于阅读他且热爱他的人。值得思考的是,鲁迅曾经反感的、如今占据当下文化主要通道(葛兰西说的文化霸权)的小资对于鲁迅的“去左翼化”与“普遍人性化”的符号生产,将原本富有战斗激情和深邃批判力的鲁迅悬置,更有人意欲将其服务于后殖民化阐释,把鲁迅具体语境下的“国人”(鲁迅明显有所指)的帽子娴熟(黔驴技穷)扣用在整体国民之上。


鲁迅:“呵呵哒,我没说过这话。”


作为热爱鲁迅的一枚伪文艺青年、小说创作者,在祛散强加于鲁迅身上后殖民话语的国民性迷思之后,如何延续鲁迅的被搁置的左翼传统以及文艺理念,就显得迫切了,又因为笔者自身眼界局限,只能做些微小的努力。随着具体历史情境斗转星移,鲁迅那个怒其不争、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今已经腾飞了,现代化建设开花结果,一派盛世的景象。鲁迅谱系的批判和创作命题也必须发生转向,换言之,时代的斗争方向变了。我想先生也是会赞成的。


然而先生终究是对“彼岸”存疑的人,他深深明白,即使是在“黄金时代”,也存在三种诉求的激烈对抗,那便是“曾经阔气过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要改革。”当然,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也不能排除有些既得利益阶层要继续做大自己而要求改革的声音。总而言之,在鲁迅看来,社会矛盾和奴役关系在某种结构下不断生产、交织,不断转化,不断再生产。



谁又在不动声色地唤询着秩序天然的合理性呢?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解释是:“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纵思想的能力的再生产”,宗教、媒体、学校、家庭这些方面的“思想机器”,无处不在地构成了鲁迅在《自序》提到的“铁屋子”,被唤醒的人只能是更加绝望和痛苦,睁着眼睛窒息而死,还不如不醒来而昏睡——这种逻辑犬儒大行其道并不是偶然。


一方面,资本与技术精英说锻造的铁屋子,同时也意味着新穷人的全面的困境,不仅仅是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工农阶级在经济领域全面沦为弱势,在主流话语中也被集体边缘化,因为不具备消费能力而被自动扫除消费媒体视野(偶尔祭出来赚取一下中产的唏嘘和庆幸),剩下一个宏大盛世,装饰几根牢骚的鸡毛。


资本控制的思想机器批量生产出后现代状况下的阿Q,他们头上也许没有癞疮疤,面目更加精致,他们像马尔库塞说的“异化的人安详地活在异化的世界”,虽不姓赵也不姓资,却要极力将自身与无产阶级撇清,于他们而言,量身定制的小资幻象和身份焦虑的消费是自主自由的选择。此之谓后现代的精神胜利法。



某种意义上,当青年人主动去揭示当下社会运转下不断转化的奴役关系、剥削关系,即使可能得罪大众也要戳破人为制造的思想幻象,这个时候,他们便不自觉地接近了鲁迅的精神谱系。但这还远远未够。“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且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的,而不是一角的地位”,文学本是有阶级性的,文学也可能是以阶级解放的实践性创作。


鲁迅虽然并未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阶级性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同路人的问题,以及文艺的问题上,却比当今人要拎得清楚。倘若创作者与知识分子自觉与工人、农民隔绝起来,缩进自己的美学世界里报团取暖,就可能潜在地沦为了资本主义的帮闲;资本逻辑下的大众文化,将人们不自觉地卷入在快感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体系里,两者都能无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为热爱鲁迅的伪文青,与大家共勉: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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