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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沉思录:欧洲保守主义者的乡愁


背景新闻,10月7日,欧洲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今天请罗神来聊一聊这个事情,相信通过对这篇宣言及签署人的介绍和解读可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欧洲比较前沿的学术和思想动态与意识潮流,对欧洲的保守主义复兴也会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大家请配合该宣言原文及相关新闻资料阅读理解。



欧陆诸位“知识分子”所谓的保守主义宣言对于中文世界算是一个惊喜,毕竟在有固定传承谱系的英美保守主义面前,我们似乎很难把欧陆的右翼单纯直接地以“保守主义”来定义。而自述为拥抱保守主义政治理论的知识分子显然也没有左翼在战后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大,传承也不那么系统。对于断层的欧陆保守主义谱系来说,在此时高举保守主义大旗无疑是塑造一种乡愁的共同体。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欧洲系统性的保守主义其实是趋于分散,欧洲老右派完全是个泛指,程度和宗旨各不相同,而目前的情况是极右翼的泛起带起来整体右翼的身份认同(虽然中右翼看不起极右翼)。


今天文章里所说的乡愁这个概念来自于曹卫东先生那本《德意志的乡愁》著作,虽然这里不涉及德国思想史,但个人姑且在此引述用于论述我们自己的问题。


乡愁在我的理解中是指的德国保守主义中的德国性(German-ness),属于政治想象中给整套演绎过程的命名。而乡愁在保守主义者眼中往往是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形象,在这种逻辑中,这种乌托邦无疑是秩序的,而这种秩序依赖某种文化母体,这种文化母体成了维持西方社会理性建构的根据。对比该宣言中对于基督教根基的强调就是如此。而在这种叙事里,这种文化母体无疑是被人抛弃了,以至于从保守秩序走向现代性,是一个衰退的过程,但某些时候又不得不承认这种乡愁是无法复归的。乡愁承载着这样一种政治批判。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签署名单的诸位,来探求下他们的乡愁到底是什么。


宣言共10人签署,相关新闻有这10人介绍资料。从签署名单来看,Lanczi Andras 或者Ryszard Legutko等人是中东欧右翼政治派别成员,鼓吹的论调和前两年中东欧右翼崛起的主流观点差别不大,即强调一个由种族或者血缘构成的有机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实质意义是民族国家,而这个共同体的传统文化主体依附于这个共同体或者基于基督教本地区传统。


这套论调的大背景和中东欧左翼的退场有关,90年代开始奉行的偏右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偏左的政治思想论承诺了本地区的发展与社会公义,但中东欧的的经济现状和其承诺的公共领域政治在公民社会理念(Civil Society)的运转下没有达到民众预期的政治效果,于是在此地区右翼的批判中,反而开始强调“Uncivil Society”,而右翼们也开始针对“Civil Society”进行一系列批判,开出来某种削弱议会并带有authoritarian(此处因需要用英文,请自行翻译)色彩的药方,强调政府的设计和削弱议会监督,提供某种本国优先的经济预期,以满足右翼基本盘和中间派人士“求变”的心理,当然这也自然导致欧洲怀疑主义(对欧洲一体化保持警惕的一种思潮)。这在逻辑上其实很类似于二战前的欧洲各国右翼,这也是他们寻求的“乡愁”。


Ryszard Legutko


而另外还有几位是法国右翼,这个也比较好玩。Phillipe Bénéton 和Rémi Brague都预设了某种看似保守主义的斯宾格勒式“衰退论”(详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即欧洲的人文向度在现代性的冲击和政治运作中走向了衰败,甚至于被我们视作共识和完成态的现代欧洲并没有使历史走向良好的终结而使得我们抛弃了最初的欧洲精神。


但两者又非常不同不同,后者Rémi Brague曾经在其著作《Europe, la voie romaine》中将欧洲传统道德视作希腊哲学和基督救世图景(或者作为文本意义的《圣经》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而这种张力的中介点是Romaine。而相对而言,在他的论述中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欧洲谱系的组成质料,而罗马则作为一种形式存在,这才促成了欧洲作为自然物的统一体得以可能。而在罗马中,真实政治的运行逻辑在两种文明内容的冲突中寻得了妥协,于是雅典与耶路撒冷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罗马亦非永恒之城,而是现世的共存与实践。他追溯的欧洲“乡愁”是言必称耶路撒冷和雅典,光荣属于现世的罗马,而他希望的欧洲则是某种现代性的罗马。


Rémi Brague


而前者Phillipe Bénéton的论述逻辑很像Alan Bloom(阿兰·布鲁姆,美国犹太人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学派代表人物),但是内容和立场并不一样。他的逻辑在于质疑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平权等被我们视作共识,但往往忘记了其构成来源。所谓启蒙社会哲学(Enlightenment social philosophy )在旧时被视作一种争论种的观点,而当代却被视作完成态,于是我们需要回到争论之初追溯这些“理所应当”们的基础。


而在其著作《Equality by Default: An Essay on Modernity as Confinement》中Phillipe Bénéton追溯了一个从马基雅维利,托马斯莫尔到霍布斯,洛克的一个传统,把平等视作神义论下(神义论是一个神学和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探究上帝内在或基本的至善、全知和全能的性质与罪恶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关系),个人作为受造者原初的能力平等,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本质,这是洛克那个时代经常使用的政治哲学依赖的道德哲学基础。于是他就开始批判当代的“平等”观念是“神圣的花火”(divine spark),是在刻意抹杀差异性去强调结果论上的微小差异。


Phillipe Bénéton


而在他看来这些,这些理所应当的共识观念没有找到任何道德行动的基本假设和基础,左翼自由主义(他点名的罗尔斯,见其著作《正义论》)说到底是在给被破坏的西方道德打无用的补丁,于是现代性的道德是一种极端一致性的道德,使人生怕失去其所建构的道德社群的归属感。真正的人性是基于宗教(这里似乎是道德基础意义的宗教)和人性的。当然,最后这位也没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的解决方案,甚至于他基于宗教的道德基础也诉诸了一种“文明论”的视角,似乎他所言的文化惯贯穿在欧洲人的道德行动之中,只是需要如柏拉图一样的“回忆”。于是这位的“乡愁”着落于古典政治哲学争论的传统和对于古典道德秩序的想望。


而Chantal Delsol 出现在签署名单上倒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位和前两者逻辑并不一致。作为一个书籍在英文世界传播率不低的法国政治哲学人,其著作《Icarus Fallen 》尤为出名。这位明明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她的论点是沿着阿伦特的传统(见《极权主义的起源》)对于所谓“晚期现代性”进行批判,她认为强调人类完全性的当代欧洲意识是一种社会乌托邦的思维模式,在她看来,人权假设建立在基本尊严(upon the essential dignity of man)和共同信仰基石(upon the same bedrock of beliefs)上,然而现在这些人已经歪曲了人权的本意。一个扼杀传统内容的欧洲社会集体把个人自由诉诸到最高,却不提供任何内容。对于阿伦特的批判的普世救世主义,欧洲社会也作为当代现代道德意识的行为逻辑。


Chantal Delsol


而她将当代欧洲政治意识视作为宗教狂热(点名的生态主义和环保主义)和极权主义意味浓厚的身份政治。而他认为这是某种狂热(Great Zeal),并让其他的声音彻底失语(他甚至认为民粹主义体现了某种对此种困境的反抗)。于是这位的乡愁,从不完全的人性假设出发,用宗教纽带作为政治和社会性的可能性条件,这个框架中由权责关系和社会体系来主导,这个体系包含风险,不平等和安全条约,甚至包括父权家长和等级制,而社会机制交给经济系统主导其向度,而宗教普世理想作为指导性追求,以打破个人主义作为民主唯一向度的无内容社会。简而言之她的乡愁就在于就是Classical humanism(古典人文主义)。


而Roger Scruton的出现就更好玩了,这位是标准的英美保守主义谱系者,他跟其他人完全不是一套逻辑。在其著作《保守主义的含义》那里普通法或者习俗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重要凭据,其次他重新解读过埃德蒙伯克对社会契约论的回应(见《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认为如果想让社会契约存在就必须考虑先人与后人,而社会契约即使如此推证,也需要一个信托传承的过程,即先人,现世人,后人共同的伙伴关系,否则就是现世主义的霸权,权利体系是世代继承的。并且批判了左翼革命的“好战”与对于服从和权威的极度贬低。而他的乡愁算是延续了从伯克到阿克顿到保守主义色彩不多了的英国大学。


Roger Scruton


其他诸位我就不一一追溯了。


于是我们发现,此次以“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为身份对公共空间推出的宣言,其实更类似于一次欧洲右翼内部整合与串联,而宣发的逻辑甚至统一的较为模糊。从这角度而言,右派的欧洲某种程度上在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国际社会中再造了一种欧洲公民传统,来解决诸如欧陆内部结构性政治危机,新的主体文化以及诸如难民等政治事件等等。而这个乡愁共同体对当代欧洲的审视,无疑是站在一种病理化的角度来自说自话。


就如同我刚才追溯诸位理论源头,起码后四位不会同意中东欧诸位的“民族国家造就自由论”。尤其是正常情况下强调有产者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的Roger Scruto等英美保守主义者是不可能同意的。而反对现代性统一体的诸位法国右翼逻辑上也不会同意一个authoritarian统一体方案。



而民族国家是否有自由向度呢?这个自然是有的,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经由政治行动在特定历史阶段从集体自决上保证了外部性自由,在当时也保证了民众权利体系有政治实体依托。


但诸位中东欧知识分子诉求的是战前的民族国家,他和当代民族或者国族理论是相去甚远的。



Nationalism(民族主义)必须有一个政治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包括建国历程(nation-build),并且有一个政治空间的产生(space producer),然后再产生社群的主权,主权作为一个独立共同体的标志或者意识纽结(ideological knot),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强调共同建国经历,共同利益和道德,以及共同体的友谊,最后形成一个“国族再造”的过程,而国族必须是凌驾于自发的世系(ancestry)民族之上的,而nationality(国族)同时兼具意识认同,法律认同,文化边界认同的三重性。这就是国族主义(Nationalism)。这些概念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美国“纳粹”抬头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阐述。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变种就是Civic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即此处的nationality只有两重性,即意识认同和法律认同,但是未必存在明确的主体文化边界,这个主要出现在移民国家,如美国的民族主义就可以界定为公民民族主义,它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美利坚社群or美利坚民族不存在一个确切的文化边界,而存在的主要是意识认同。


比如被普遍认为具备欧陆保守主义特质的亨廷顿。他在《我们是谁》中强调重拾盎格鲁--新教的谱系,在新的美国公民共同体里重建美国价值和自由等文化理念。他想的是重塑一种移民社会的集体目的感。



于是我们发现民族主义者和遵从此道保守主义者都会去强调族群融合(fusion)和国族再造。而非单纯掀起一种情绪,故而诸位中东欧右翼的逻辑显然类似于某种右翼authoritarian主义,既非民族理论也不是保守主义药方。其实更像阿甘本批判的“安全国”理念,强调内部传统政治路线的失败和外部的风险,让求变的民众把权柄和束棒授予少壮派的变革者。


而对于批判现代性的诸位来说,因为涉及政治哲学元逻辑的冲突,本人作为第三国际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仅我个人想要回复一些私人话语:现代性没有让进步主义共识走向完备,使得很多人也许仅仅停留在消解问题本身而非根除问题逻辑,和现代性政治逻辑的局限。但这些不等于现在取得的共识毫无意义。当代政治逻辑中,媒介政治的争论/发声模式有现代性问题,但不等于乡愁中的那些百家争鸣真的那么理想化。


对于现代性问题,我更倾向于它是未完成或陷入停滞,但不可能根除现代性去回溯某种乡愁。即使在Chantal Delsol自己的论述中就承认“国教”制度已经不可回溯,但他希望世俗社会能够在工具理性之外想起宗教以往的道德尺度。而宗教纽带消失更多是现在的历史阶段宗教及其社会组织全面从世俗退场,而在这个阶段去回溯此类传统,无异于一种返魅,重造了一种传统,用他想象的文化建构方式去发明了一个欧洲。



而其次,以上诸位在诉诸“宗教”的时候,宗教的定义甚至未必有共识,有些人将宗教作为文明中的文化母体和共同体纽带,有的人将宗教作为道德推证的前提。而在现代神学哲学来看,恐怕观点已经较为老旧。Reinhold Niebuhr (美国神学家)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在第五章可是大肆批判了“特权阶级的伦理学”,在第六章可是为无产阶级(虽然他不理解社会主义立场,他认为宗教-政治模式也可以实现)做了诸多辩护,“必须肯定这种梦想的伦理性质——对未来无阶级社会的想象,给其阶级生理的美梦抹上了道德尊严。凭此想象,无产阶级避免了片面性和相对性,而使自己的努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所以用宗教纽带和内容来回溯乡愁的人士,甚至与当代神学/经院哲学的依据都是背道而驰的。



而对于用世代论辩护埃德蒙伯克的“Noble Liberty”的人士,“先人,现世人,后人”的理想三分论之间是否有世代交叠?现世人和先人的世代交叠期间显然不能说一定是一个理想的契约委托传承,因为此时两个群体不是绝对的二分。即使我们限定在应然演绎上,社会的机制建成是一个历史连续体,那么依照先人的意志承诺无法辩护可能出现的“前世代支配(domination)”情况。换句话说保守主义极力想要避免的是“现世人的政治霸权”,而在他的辩护中却无法避免“前世人的霸权”,也并不如他们声言的那样把政治当信托基金公正地传给后人。那么世代之间能够公正的契约信托基础现实是值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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