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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九一八:一个国家毁灭与重生的距离

每到九一八就让人思绪万千,在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对国势造成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如果从安史之乱开始,历数宋金战争,明对北元的征伐,明清易代,清朝与沙俄在外东北的争夺,更不用说近代的激烈斗争,几乎每一次来自东北的侵袭都造成足够巨大的影响,处于一种能胜不能败的状态中。这种地理区位的优势在于东北作为一个有相当自持能力又极度接近华北平原行政中心的地区,朝鲜暗弱,外连草原,以片石封辽西走廊则俨然一国,可以说据十万雄兵居天子门户之外,天下安危系此,断不容有失。越是随着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向华北移动,这种趋势越是明显。


当然九一八事变有其特殊性,无论实控的地方军阀还是南京名义上控制的国民政府,在没有组织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几乎是不战而失东四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端罕见的,连五代乱世幽州军阀刘仁恭都能为了捍卫自己地盘与契丹血战,如此庞大的国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样荒唐的情况下失去是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的耻辱,标志着近代中国衰弱的最低谷。



九一八事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并非财竭力穷,而是在东北军发展最好的时候,受制于当时国内局势和东北军内部矛盾,使事情向着最不可想象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东北地区本身就是日本觊觎的禁脔,由朝鲜半岛向大陆发展一直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基本思路。当时日本学界的蒙满非中国论,就是这一思路下诞生的史学观点,直到今天还有不小的市场。这实际上可以看做对列强在华利益均沾的一种妥协,将关外和关内剥离,日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无疑是把东北看做下一步扩展的核心区看待的。自张作霖死后,应该说东北军和日本的矛盾是累积的,而九一八事变之前,两件大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走向。


九一八之前的东北军有一胜一败。在中原大战中,张少帅观望良久,最终站在蒋中正的一边,挥兵入关占领了华北平津的地盘。这次胜利导致东北军精锐大举入关,东北空虚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更在心态上使张少帅有了一种具有后路,保存实力尚能大举的错觉,断不至于想到会一蹶不振,千夫所指下难以再起。一败则指的是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军,不但使日本中下层军官加深了对东北军战斗力的鄙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处于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状态,这种态度极大影响了日后张学良面对日寇的判断。


我们常说九一八事件为日本中层军官的军事冒险,从事后动员的状况来说,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时间,驻朝鲜日军就进行了动员,应该说处置九一八事变最好的机会只能在事件发生的最初阶段。张少帅的忍让无疑反而是事件扩大的导火索,当日军涉及的兵力逐次增加后,野心扩展,决心坚定后,东北军必然要失败,但失败到什么程度,与不战而失东北是两回事。



作为当时国内军阀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由于多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安定地盘,东北军建立了一个在旧中国产能最高,最完善的军工生产体系。比起东北军为人所诟病的战斗力,毋宁说这种貌似强大的错觉在军事上是东北军最大的依仗也是弱点。应该说东北军的战斗力除开装备水平是大有问题的,这导致日后九一八事件,在外部压力下的自行解体。


以张学良留守东北的主要人物而论,张作相,万福麟均不在其位。熙洽是有政治目标的复辟分子,马占山是坚决抵抗的,张景惠与臧式毅纵然心有不甘,但也处于观望,大义终究不敌私欲。东北军系统从天然上来说就没有完整改造,它在旧军队里是草莽气息比较重的一支。张作霖起身草莽,所部与地盘来源于对各地方势力的收编整合,装备虽不差,战斗力却不强。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意图通过郭松龄与张学良训练新军官,更新组织,却在新老矛盾中导致郭松龄反奉,几乎玩火自焚。日本军事顾问是长期介入东北军事务的,比如本庄繁与张少帅之私交甚笃,日人可谓深知东北军虚实,这也是日后东北军诸将反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郭松龄反奉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日军战机的出现使郭军士气崩溃,也可见东北军对日军之忌惮,东北军自我革新的努力也毁于一旦。张学良虽然以雷霆手段在其父死后接掌东北,终究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这种局面,更不用说中东路的战败对他个人声望造成的影响,也因此他对关外新得地盘也格外重视。


关于国民政府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以往我们一直在争论不抵抗的责任在谁。应该说作为现地主官,一方之雄,张学良个人的抉择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之前一系列事件中口惠而实不至,避战的态度也是一贯的,比如在万宝山惨案中对张学良的反复叮嘱。九一八的处置是符合其政策的连续性的。张学良判断在对日作战中,很可能陷入孤立无援,拼干老本,甚至连平津的地盘都被国民政府假途灭虢的担忧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蒋中正并非对日没有雪耻之心,但显然东北的退让是在他底线之上的。这固然是和他对局势的判断和国民政府实为一南方政府的客观情形有关,恐怕也和他对关外非我所有,东北军事实独立地位,不能因他人事伤我根本,尤其是刚刚通过中原大战稳定政权的不安定感有关。



应该说比起真正有亡国之虞的庚子年,九一八事变时中日的力量对比绝不是历史上最悬殊的。庚子年之后,列强纷纷以有殖民地经验的外交官派往中国,但终究中国太大,列强太多,瓜分无异于同床异梦。而经过一战后的发展,中国在总体实力上有了相当的增长,特别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改变了社会结构,至少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抵抗核心。国民政府在多次遭遇军事失败的情况下能往复迁都抵抗到底,这一点就是一家一姓的清政府所不能比拟的。


今天我们再来反思九一八事变,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敌压境,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重重无疑是九一八日寇冒险成功的深层原因。这也是所谓物必腐而然后生虫。张少帅的心存侥幸,恰恰是他对局势把握失当的地方。他分析了实力却几乎没有分析人心,在一切军事行动中撤退是最困难的,比起顺境的进取,无疑逆境的坚持是更为强大的能力。张少帅要想改变东北军,所需要的是时间和威望,这也是他特别重视关内新地盘的动因之一。而东北军的退却不但没能保存实力,反而使问题集中爆发出来。


如果在事件爆发之初,东北军就誓之以死,以大义号召全军,以乡土之情发动父老,至少是有一战之力的。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无疑是最好的战斗力催化剂。张少帅计不及此,最终一退再退,这对他的弱处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后张作相汤玉麟参加热河抗战,日军以128骑轻取承德,汤却以五千人护卫逃亡关内。正是由于九一八的失败,张学良在东北军旧体系的话语权更加低落了,东北军的痼疾随着连战连败,无疑也病入膏肓。或许滑稽的是,随着东北军的日渐衰败,老将一个个为国人所指黯然收场,东北军的复仇情绪高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张少帅的权威。可惜这时候东北军已经是无根之草,马上要走向历史的终点了。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九一八的事变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多是人心上的挫折。九一八如果奋起抵抗,也许还是要在军事上失败的,但在人心上的激励和对战争的准备是不一样的。子贡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执政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会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了。”外交事务不仅仅是单纯实力对比的较量,也是国家认同感的一部分。九一八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无论地方军阀还是名义上的共主都由此失去民心,造成了局面的进一步被动,更加减少了日后斡旋的空间,进退之间,有时前进才是后退的依仗,强硬是协商的先决。


九一八到七七之间,应该说国民政府是有着备战的意识的,但备战的准备和与敌人的差距比起六年前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这就是无底线退让,不能远谋的恶果,断不能因日后的坚持到敌人失败所掩盖。日后,同样是为了保卫东北,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将战火拒止与国门之外,一雪甲午之耻,则其对国民情绪的调动,对自身的准确定位,对外部敌人的认知又远非国民政府可比,新中国的顺利建设与迅速认同,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这里。从松花江到鸭绿江,从北大营到上甘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经历了毁灭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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