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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驱散城市的幻象

之前借朋友的公众号里提及过空间马克思主义,水平有限,只能作泛泛而谈。很感激新思潮能接收我这样的孤魂野鬼的文字,一同勉励驱散新时代的幻象。今天跟大家聊下我们与当代城市的关系。



 1   |  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城市


一百多年来,与其说人类控制了城市,不如说全球半数的人类被城市彻底改造了心甘情愿,乃至无怨无悔,我们痴迷于景观、音乐会以及物的氤氲香气,城市在想象界运作成一种“他者”,迫使你相信,一旦脱离了城市,便诱发缺失性焦虑,以至于无法生存。


少有人会想到,城市化,本身是生产出来的,也注定成为一种阶级现象。从迪拜到孟买,从香港到巴尔的摩,我们你看到,全球化城市因为资本和有产者推动房地产建设高潮,而依赖于金融家的剥削法则。


大卫·哈维不断强调中国城市化存在的的特殊性。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吸收了世界水泥的一半,从经济特区迅速喷洒到任何一个足够吸收海外剩余资本的城镇,永不疲倦地把利润投入到更多基础建设中,基建狂魔的背后,撑起经济腾飞的代价是献祭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他们是残喘于全球产业最低端的“新工人”们,曾经是名义上的主人,如今却日益贫困,他们的形象被高架桥所遮蔽,声音淹没在了消费媒体的浪潮里。



全世界的无产者们,他们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助推新自由主义精英的阶级力量的抬升,同时也铸成了资本主义的血肉躯壳:城市。


原始积累之后的城市空间逐渐趋向一种商品,乃至象征性经济,放眼珠三角地区,在前几年起,城市地铁沿线的密集工业区逐渐减少,仿佛走进了人口红利的黄昏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消费场所和街区。这种变化逐渐追赶了在新自由主义洗礼之后的西方诸国。


在过去二十年,“全球化”一直是学者们可以解释当今大多数问题的套路,因为全球化,中国东南亚有血汗工厂,而欧美有“香甜的(大麻味道的)空气”,也因为全球化,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内部利益出现了分化,造成了如今欧美左翼的遍地的尴尬:在上层建筑斗争中试图妥协的“白左”则陷入了无尽的女性、宗教、种族和LGBT的争论中,稀释了阶级的主要意义,从而丧失了扬弃资本主义的有生力量。


这一切无外乎是发达国家生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诚如大卫·哈维在《资本的空间》里所指出的那样,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传统产业日益被知识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取代,借助全球化的季风洋流,欧美和四小龙把血汗工厂流遍了第三世界,顺利接盘给了中国,而在本国中心城市催生出一系列数量庞大的新型工人阶级,诸如物流业、餐饮业和零售业员工以及职业白领阶层。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深以及所有沿海城市的服务行业,而不是代工厂;当“中等收入陷阱”从我们的脖子上挪开,那一刻,我们便一只脚迈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有句话说得吼啊,老而不死是为…)


在地产商的大跃进式的催促下,中心城市职能更快地脱离了生产而转向了消费,城市的巨型化,孕育了无数交错的街区。于是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城市景象:大型商圈以街区为骨架,终日吞吐着攘攘人潮,广阔的消费市场为我们带来了电影院、中产钟爱的优衣库、咖啡馆和酒吧等等;在走出地铁站的时刻,抬头仰望着互联网和金融业突破天际的公司,谁都想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下一个风口上的飞猪。


此外,从事文化活动的生产的劳动者数量骤增,他们拼贴性创造了都市文化,文化工业早已从传统的文化圈层溢出来,以媒体性语言,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新世相”和“咪蒙”们更像是的这个时代的巫术师,帮闲地维系了想象中繁忙的都市消费共同体。


之前提到,城市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躯壳,而街区就是它的脊椎和骨架。在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也可以理解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主流是封闭小区(社会主义特色的是大院,封闭校区的一种模式),封闭小区的逻辑是私有财产的自我保护机制,潜台词是我只需要和我同阶层的人共享空间与资源,泥腿子滚一边去。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要承担更多的人流和更紧张的用地,就需要要推广街区制度,街区用地是碎片化,路网层级丰富,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商业体系。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我国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路网不够密集,导致交通拥堵,为了解决这种表象的问题,2016年新出台的政策,强调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小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已建成的住宅小区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这种倡议非常激进,一刀切下去,我们会看到多数封闭小区中现世安稳的中产阶层(实则普遍焦虑)的在舆论上一片哗然,这意味着中产要和其他外来人员共享基础设施和治安,除了对治安的隐忧,那通过买房营造的的阶层隔离就没有意义了,他们在朋友圈、微博和知乎里发出了抵制。隔了一段时间,官方也看到了推行条件的不成熟,此事便不了了之,但是从历史进程来看,推广街区制又势在必行。



街区制推行对于城市无产阶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一方面是更多无产者参与到城市共享资源的建设,另一方面(尤其在欧美)无产阶级遇到了组织上的难题,毛细血管般的街区将无产者输送到城市各肌体,碎片化的资本主义不断分散了无产阶级的行动力。


中国成功接盘了全球产业转移,并依靠人口红利快速生长,优质资源首先配送到了东部沿海地区,有些城市体面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有些城市还停留在前工业阶段,它既存在流水线工厂里天昏地暗的新穷人,又存在端着咖啡在写字楼熬夜的白领,他们的利益诉求和阶级认同又不尽然相同,在这样一个情境下,不禁要问,我们是谁?我们都是无产阶级。


不容否认的是,所有的剩余价值流向城市,如今主导全球城市化的权力,依旧掌握在少数的财团以及权贵手上,城市化客观上是为了让资本流动和增值,而非多数人的城市权利,人和城市的关系是异化的、疏远的,因为城市的生产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主人,有关城市和人的想象是“他者”,因此,和工厂里的阶级斗争一样,如何组织起街区里的无产阶级,抵御碎片化,为更良好的城市权利而奋斗,这是一个好问题。



   |  资本的空间剥削与结构暴力


我们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生活空间的工厂,反过来说,阶级剥削的机制并不仅限于工厂,房地产商和信贷贩子、金融寡头在城市里联合起来,主导了更为隐秘的剥削结构,他们通过租赁占有、货币与利润、漫天的借贷白条、宣扬企业文化,以上种种,形成了对于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场所的操纵。


最近这些年,资本的逻辑搅动了后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与白领们的“假装生活”,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鲸吞了外来年轻人的活力,上下班的拥堵不堪硬埋了他们的生活品质,白领们只好在自媒体上消费着“阶级固化”的话语,用“丧文化”,与自己干瘪的胃交流。



这些受过较好教育脑力无产阶级,即技术人员和白领存在耐人寻味,一方面资本家可以给他们开出不低的工资,消费媒体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小布尔乔亚的幻象,但是作为消费者,他们又在经历层层盘剥。


最大的空间剥削,莫过于高房价的对于白领无产者的“鲸吞”,资本在城市集中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永远赶不上资本数量的增长。马克思早就看到了资本运作下,地产业和金融业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也说过:“建筑投机的主要对象,不是房屋,而是地租”,秘密就在地租,资本家通过巧妙地选择建筑地点,抬升地租而获取利润,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地铁修到哪,房价就疯涨(追杀)到哪,城市为我们的身体塑造了悖论,我们来到城市是为了寻求便利,却求而不得。


睡眠同样是晚期资本主义被剥夺最严重的场所(参见《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不止是在北上广加班最晚的一百幢楼,也藏在手机里,白天与黑夜、工作与私人的界限被彻底抹平,城市是空间剥削的场所,也是永不闭户的消费场所,即使我们知道于健康无益,我们依然想体验在人性剧烈冲突中那颗剁手的心。


资本主义另外一套续命的剥削法则叫消费主义,过去几年一个主要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就是在解决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高企(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里根撒切尔时期就开始这么玩,这也是西马所诟病的消费主义源头之一)。私有化的浪潮下,消费主义的凯歌推倒了一串串传统的情结(七夕)或历史的宏大叙事(妇女节),将其通通变异成购物节,无孔不入的娱乐,消解改善个人处境的积极意识,一切的个人烦恼,都不仅仅是个人烦恼,也正是无数小白鼠不知疲倦地跑轮,才让资本主义暂时逃脱商品过剩的危机,得以续命。



承认这点需要勇气,市场在不断调节着我们。



   |  当代的情境主义以及一点反思


资本主义并不是触及不到我们,除了剩余价值的剥夺,空间的剥夺,还将我们置于一种结构暴力之中,如上一段所表述的,这种暴力是细微的,碎片的,不断蚕食(或鲸吞)人的身体,那么在这种结构暴力下是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尝试抗争了,我们的先行者,列斐伏尔以及居伊·德波领导的“情境主义”运动,为城市生活做出了展望。


注:情境主义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潮,注重对于日常生活的改造。“情境主义国际”是由一群先锋艺术家以及抱有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组成,早期情境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做为修身养性的理论,这并不可取,伴随着美国商品文化入侵老欧洲,情境主义转向了对于整个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批判,并在席卷巴黎五月风暴中找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1968年的法国,和如今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消费文化入侵欧洲,中产阶层饱受消费主义的困扰,波及到知识分子开始反思……


我们后来知道,情境主义运动最终失败了,原因是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强大的思想整合能力,所有的先锋文艺受制于市场和国家的双重铁钳,要么被收编,要么被晒干,晾在一边。情境主义失败了?波德可能不这样认为,战线被延伸到了当下,乃至未来,德波在解散情境主义国际时表示,情境主义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也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还想去还原最初生活的情境,并且不想被消费时代牵着鼻子走,也许可以借鉴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游击战”想法,而不是犬儒地度过。



我们在生活里可以碰到许多不自觉的“情境主义者”,举几个栗子——譬如,中产害怕受物质苦恼而选择“断舍离”,前提是他们有很多丢的东西;譬如,越来越多都市青年选择了独居,甚至开放型关系,以此拯救自己被婚姻绑架的命运……


很多细微的事物也体现了“建立具体情境”的良苦用心,当有人在看(玩)《权力的游戏》、王者荣耀、言情小说耽美文的时,不忘记去关注其背后的文化运作机制和权力;当有人知道睡眠是资本主义争夺最激烈的场,不睡觉并不是自由选择而是多种力的综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抵御亚健康的风险。他们都是自发的情境主义者。


日常生活的抗争有很多局限,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个人从来都是软弱无力的,认为个人应该远离人群生活是资本家想要你做的,遗憾的是,很多人引以为豪。我们急需一个将人群更好地聚集起来的方式,用哈维的话说是,开拓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城市。


回到了晚期资本主义街区的话题,街区将无产阶级打散了,换一个思路,街区也打破了藩篱,彻底和周围生态糅为一体,文化上是秉承开放的姿势,是流动的盛宴。街区充分消除了日常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因此哈维提议,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建筑工人,还包括促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人民:快递小哥、护工和教师、公交司机和医生、银行职员和文艺青年)应该考虑在街区作为节点,对城市空间的资本运动做出民主管理。



很多例子表明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街区,把工作和生活场合紧密联系在一起,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发生了占领工厂的运动,难得的是,合作管理的数间工厂办成了街区文化和教育中心,他们在街区与工作场合架起桥梁,当原先的工厂主准备夺回机器时,民众则团结起来阻止了他们;八十年代英国矿工大罢工,诺丁汉的工人最先妥协,然而把工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诺森亚比则坚持到了最后……


中国存不存在一种“半公社”的空间,能提供一种新的情境?当然有,各大城市雨后春笋的青年空间,就是公社服务加青年旅店的方式,但是这是商业化、小资化的;北京的“工友之家”就是有自觉的工人建立的,因为地租的逼退,被迫出了五环外,但周围加工工业和小商品的繁荣,为工友之家提供了街区的便利……让所有文艺工作者汗颜,他们创造了一种诗意的文化空间,注定被历史铭记。但是问题同样很多,政策赋予了他们太多偶然性,一不小心就有被驱逐的风险,如果需要,还是应该立足于城市之内。


怎么立足城市?如何做到由争取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历史行程走到了哪?这不仅仅是当下的情境主义,也是一场晚期资本主义宏大叙事。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继续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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