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八一五:劫收、试炼与新生


今天是815,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前段时间我们发过一篇文章,《知乎小学生眼中的抗战史》,讲了K党在抗战期间的一些表现,今天我们继续讨论这一话题,并探讨抗战对于中国的意义。



因为抗战期间K党的种种表现,将国民迅速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包括内政、经济、外交等等,国府之所以最终丧失民心,也和在这三个主要方面上的失败有关。



  |  内政:重用汉奸


在一部曾经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大宅门》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在北京沦陷期间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关静山在抗战后反而成了“曲线救国”的抗日人士,而被日本人差点害死的白景琦(陈宝国饰)却险些成为汉奸,这个情节有其真实的历史来源,那就是国府对大量曾经为日伪效力的汉奸进行了留用。



国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留用汉奸而不加惩处,究其动机,在于其欲“抢在共产党前面”迅速控制沦陷区。因为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的大多数军队都被挤压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区,距离沦陷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沦陷区十分遥远。但是,中共方面因为长期在日占区与日伪军周旋,所以反而距离沦陷区更近(例如新四军在上海周边都有活动)。于是面对这种情况,国府一方面命令中共军队原地待命,另一方面决定迅速“招安”沦陷区的日伪军,让他们阻止中共的步伐。


于是在1945年8月2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本驻华军队司令冈村宁次下达训令,要求日军部队在国府军队到达前,承担本地的防卫和保持交通线的畅通,甚至还要“收复”近期被“非正规武装”(即中共军队)占据的地区。也就是说,国府在抗战胜利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令侵略中国的日军去进攻中国军队占据的地区。而日伪政府的大小官员,也就是俗称的“汉奸”们,依旧在当地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正如首批到达南京的记者所发现的,沦陷区“丝毫没有光复的迹象…岗村(宁次)依旧在外交部大楼里高高在上。日本宪兵仍盘踞着司法院过去的房屋。日军哨兵四处遍布,奉命维持治安…”甚至就连南京的报纸依然要受到日方的审查。


国府这种利用日伪军为自己“看家护院”,用汉奸维持当地秩序的行为无疑会受到广泛质疑。“目睹这帮往日常常欺压他们的人依旧官运亨通,大权在握,老百姓只能发出怒吼”,而怒吼以外,是更严重的问题,“若此等人(汉奸)不受一定追究,再遇民族危亡之际,人们何以保持忠贞?”



于是为了应对国民的质疑,自1945年9月开始,国府开始着手将一批汉奸撤职抓捕,但依然为这些汉奸们留了一个“后门”,那就是“凡曾为抗战服务或任职期间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伪职人员,均可请求宽大处理”,于是大量汉奸跳出来声明自己参与过“地下抗日活动”,是“曲线救国”。最终,除了少数恶贯满盈的大汉奸以外,多数曾为日伪政权效力的汉奸都逃脱了惩罚,在国府统治薄弱的华北、东北地区尤其如此。


除了日伪政府官员以外,国府对伪军将领的收编更是肆无忌惮。如著名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在抗战期间投降日军成了伪军司令,抗战后又成为“国民党先遣军”为国府效力。按照其本人的话说,孙投降日本是受了蒋介石的密令,以便于在抗战结束后能迅速控制日占区。从国府大批收编伪军,并依旧让伪军将领担任原职看,孙的话“虽不中亦不远矣”。


客观的说,“盟军”留用沦陷区的伪政府官员,并非蒋介石的“专利”。在意大利、希腊、荷兰、韩国甚至法国,“盟军”留用伪政府人员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还有直接将伪政府原封不动留用的情况存在。(《黑皮书》,主演“梅丽珊卓”;《暗杀》,主演“都教授的女友”;等影片都对这一荒谬的时期有所描写)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胜利既已到来,仍未速惩此辈。正义感焉存人间?”国府的此种行为,无疑是对其自身政治基础的严重损害,而从最终结果看,留用汉奸和自掘坟墓的差别是十分有限的。



   |  经济:“劫收”沦陷区,坐视民族资本破产


话剧《茶馆》中末尾有一段情节,早年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秦二爷”所办的工厂在日军侵华期间被日军以“合作”的名义强占,在抗战后又被国民政府以“逆产”的名义查封。最终被国府拆除,“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秦仲义只在工厂的废墟里捡到了一支刻着自己名字的钢笔管(残件)。秦仲义半开玩笑的让茶馆掌柜王利发留着这钢笔管,让他劝告世人,有钱就要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这段情节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战后国府洗劫沦陷区财产的“战后大劫收”。



在战争结束前夕的1944年末,国府内部就如何接收沦陷区进行了讨论。当时,国府重臣李宗仁建议采取“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方式接收沦陷区,即前线的国军先行前进进入沦陷区,后方的国军前进进入之前国军的驻地,依此类推。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因为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大多数不在前线(蒋介石倾向于让非嫡系部队驻扎在前线,自己的嫡系稳坐后方,这样一有战事,便可以大到“打死日军除外患,打死国军除内乱”的“一箭双雕”之目的),如果照此方法接收,无异于让非嫡系部队先行进入拥有丰富资源的沦陷区,尤其是南京、上海、杭州等经济、政治重地,更是万万不能落入“杂牌军”之手。


蒋介石认为:战后的受降与接收关系到战后中国历史政治走向,只能让自己的嫡系来主导,即应该让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时间去进行接收。最终,国府制定了依靠美国空军的帮助,从大后方空运国民党精锐部队到东北、华北、华东等沦陷区的方法。客观的说,蒋的这一认识还是有见地的,但是因为蒋根本无法有效控制麾下各派系的行为,即使所谓的嫡系也争斗不断,导致接收变成了“劫收”,实际上就是对沦陷区的财产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瓜分,沦陷区的日伪部门、仓库、工厂甚至民宅,全部成了国府各方势力的目标。


这样的“劫收”一共进行了三轮。第一轮是以在沦陷区投降国府的汉奸、伪军与在沦陷区活动的国民党特务为主导的。因为“名位不正”,所以他们将主要目标放在了日伪各部门的金库和沦陷区物资仓库中的贵重物资等“动产”上,进行了第一轮的劫收。


第二轮劫收则是通过各种交通工具迅速到达沦陷区的军队,他们除了对资金、物资依然热衷外,对于各种住宅和工矿企业也充满了兴趣,其中对于工矿企业的劫收,颇有“砸了机器卖废铁,拆了厂房卖钢筋”的意思在内。因为这些产业本来不应该归军队负责接收,军队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对于他们来说,相比接收后好好经营,快速变现才是上佳选择,于是就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情况。


第三轮劫收便是国府正式派遣来的接收官员了,这些官员有的来自中央各部门,有的来自军队各部门,有的则来自各省市。等他们到来时,这“日伪资产”的“盛宴”已经是“杯盘狼藉”了,但是这些接收官员们依然努力给自己“加戏”,搜寻每一点“残羹冷炙”,从其他势力的嘴里夺食,成了他们的“基调”,而他们之间,也继续发生着争斗。



其实这些所谓的“日伪资产”中,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当初日伪掠夺的中国公民的财产。如果将这些财产物归原主,那么无疑会对国府的声望有极大的助益,而这些工厂的恢复生产,也必然能缓解当时中国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胀。但国府并没有如此行事,而是将这些资产或者瓜分殆尽,或者损坏殆尽。其中较为完整的产业成为了国府大员们的私产,让他们在薪俸之外,有了新的巨额收入。有时为了争夺这些财产,国府各派系之间还发生了火拼,如为了争夺上海一处日军俱乐部,汤恩伯的部队和上海警备司令部发生了枪战,打死打伤多人。


关于“劫收”对经济造成的损失以上海为例,日资华中振兴公司待专门负责接收的特派员到达时,该公司三处办公地点已有两处被捷足先登的势力洗劫,致使该公司长期无法复工。西川棉绸厂被正式接收前,军队就先将工厂进行了洗劫,至正式接收时已经“满地狼藉”。劫收导致大量工厂停工,数万工人陷入失业,根据1945年12月20日国府统计部门的统计,上海的失业工人总数已达十万。而至1945年11月底,仅被“敌伪资产监督委员会”查出的擅自偷运日伪资产的案件就有500余起,涉及4000吨铜铁、500余件机械、80卷新闻纸、五座工厂和大量布匹、大米、面粉和酒。


另一件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湖南汽车案”。抗战结束初期,交通部下辖的战时运输管理局驻湘办事处接收了大约3500辆汽车。后来,当地公路局出于维持省内交通的考虑,要求办事处移交一部分汽车,但是至1946年4月,办事处只移交了1000辆“早已失去了汽车的模样”的残破汽车,无一可以使用。而这些汽车丢失的零件纷纷出现在了湖南的各种汽车修理铺和五金店中,这1000辆汽车为何会如此,其答案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这场“劫收”闹剧正如《大公报》所评价的:仅仅在短短20余天之内,我们已在京沪两地失去人心。蒋介石本人也面对这种情况痛斥:“对敌伪生产机构及经济事业,只图接收财产物资,未能配合需要,积极利用;甚有借口资金缺乏,不谋开展者,致生产萎缩,工人失业,贻中外人士以‘接收即停顿’之讥。此实为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府最大之耻辱!”但他的怒吼丝毫没有作用。


国府一方面将沦陷区的经济破坏殆尽,另一方面对国统区的企业也是令人齿冷。抗战时期,大量有爱国精神的大小民族资本家费尽心血将自己的工厂迁移到了重庆,他们在重庆排除万难,努力生产,虽然其产量不能算多,但是还是为沿海迅速沦陷以至外援基本断绝的国府解了燃眉之急。


但抗战结束后,因为法币的流通扩大到了原沦陷区,导致国统区的物价急速暴跌,大量工厂瞬间进入亏损状态,而就在这时国府方面也因为抗战胜利取消了所有对这些工厂的订单,这无疑成了对这些工厂的致命打击。


当时,这些工厂的业主联名希望政府能提供贷款,帮助工厂渡过难关,但竟得到了“不能支持的,只好忍痛停工或自动结束”即明确拒绝贷款的答复,而就在同时,国府还拨付了20亿元给金融业周转以支持投机商的活动。


业主们又找到行政院的宋子文,结果得到了“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上。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的答复,宋子文这番卸磨杀驴的言论,基本代表了国府对这些抗战时期内迁到重庆办厂的民族资本家们的态度。而结果就是大量熬过了抗战时期的民族资本家,反而在战后破产了。从国府最后的结果看,他们的去向自不用说了。



   |  外交:新的不平等条约


抗战胜利后,国府在外交上的一个大动作,便是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后来被简称为《中美商约》,她的签订也成为了国府被广受批评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被批评,是因为这是一项“平等”的“不平等条约”。其“平等”在于条约中中美两国的权利完全平等,没有“中可美不可”或者“美可中不可”的条款,而其“不平等”则在于这一条约无视了中美两国的巨大现实差距。



如该条约中第二条规定:“缔约此方之国民,应许其进入缔约彼方之领土,并许其在该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于享受居住及旅行之权利时,缔约此方之国民,在缔约彼方领土内,应遵照依法组成之官厅所施行之有关法律规章(倘有此项法律规章时),但不应受不合理之干涉,并除其本国主管官厅所发给之(甲)有效护照,或(乙)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外,应无须申请或携带任何旅行文件。”看似很公平,但是考虑到当时中美两国的差距,这无疑会变成美国人在中国无拘无束、而中国人在美国反而“束手束脚”的情况。因为一来当时的中国大部分都无法出国,二来两国的国力差异决定了条款中“不应受不合理之干涉”只会成为美方在美国本土限制中国人活动的理由。


而这一条约最大的问题便是在商业上。根据《中美商约》第十条规定,双方对商品的税率应该统一,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对进口商品征税来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产业。这条看似很美好,但考虑到当时中美两国的情况,无异于允许美国在中国进行货物倾销。


根据1946年的数据:一袋天津面粉需要法币25000元,而进口美国面粉则只需要16000元;一吨中国钢铁需要180万元,而美国钢铁进入中国市场时的价格只有58万元;一包国产水泥需要14000元,而一袋美国水泥只需要7000元。巨大的价格差异让国货在美货面前毫无竞争力。


虽然价格低廉的美国货看似会给中国国民带来好处,但是低廉的美货必然导致价格相对高昂的国货滞销,结果就是大量国内企业必然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因此失业并丧失收入来源。这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社会动荡,失业的人们也是断然没有钱去买货的,即使是便宜的美国货,失业的人们更没有钱去进行消费,所以在廉价美货的冲击下不仅工厂会倒闭、工人会失业,其有所联系的例如餐饮、娱乐等一系列第三产业都会一同枯萎,最终陷入百业萧条的局面,而“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最后阶段,就是这样一番局面。



国府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结果,便是失去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国府作为一个以有产者(这个有产可以稍微扩大到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主要政治基础的政权,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大多数国民都变成了“无产者”(可以理解为生活没有着落)。而国府在其他方面的劣迹,从闻一多、李公朴、冯玉祥等人的一生中,便能窥见一二了。


这些无产者中,有走投无路的失地农民、无以谋生的城市职员、毕业即失业的学生、失去产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时刻面临生命威胁并且入不敷出的知识界人士。而支持国府的,只剩下了在国府内部都是极少数的官僚资本家和蒋的嫡系军官和特务们。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在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提到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曾经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等对于国府还抱有希望的群体,已经全都蜕变为了对国府失望透顶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曾经预言,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马克思的话也许有些拗口,把这段表述变成俗语就是:“让足够多的人一样困苦,再也不能从他人的困苦中看到自己的幸运,因为自己也和他人一样困苦”。现在,中国的社会在国府的治理下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个“形成一个被带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那么结果自然就如同历史所展现的那样,中国解放了。


那么,又要回到前面的问题,这和抗战胜利有什么关系?和抗战的关系在哪?笔者这时候就想到了马克思在一篇有关自由贸易的文章中所说的话:“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可以说,抗战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革命,他间接成了对于中国社会各团体的一个残酷的试炼,让腐朽堕落的国民党摇摇欲坠,反而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越发强大。


在那些被国军轻易放弃的地区,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和秩序,并坚持到了抗日战争的结束,成为了日后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争雄的资本。而这种直接建立于民众之中的统治秩序,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中为中国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虽然一些人不断强调“改革开放”的神奇作用,但是似乎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在众多人力低廉的国家中,只有中国最终成为了“世界工厂”,而不是印度、印尼、越南等一样人力低廉的国家。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只能从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建设历史中去找,去那些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建立的公路、铁路、电厂、大坝等基础设施中去找,而不是去什么“点石成金”的神话故事中去找,更不是去“赵瑞龙”们的发家史中去找。


长达十四年的抗战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最重大的意义,便是她以战争的形式“试炼”了中国,让最有机会带领中国人民解放的勇者们强大了起来,这勇者,就是中国共产党。而抗战胜利的意义,便在于吹响了勇者冲锋的号角,将一切腐朽与虚伪扫荡,让那些盘踞在国家躯体上窃取荣誉、朵颐血肉却口称“为国为民”的蛆虫去见他们自称笃信不移的“上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唯有民族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荣光,而抗战胜利的荣光之源,也在于抗战孕育了解放之种,胜利成为了发芽之日,新中国,即将破土而生。



本文地址:https://wuxiareview.com/archives/3066/






  应广大网友要求,特开了个公众号防失联,有想法和建议可以在公众号留言。

微信扫一扫关注“武侠评论”(微信内直接长按二维码)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武侠评论 » 新潮沉思录:八一五:劫收、试炼与新生

评论 抢沙发

文章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