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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言情网文中的女性觉醒与不成熟的反抗

前天我们推送的关于美团事件的文章被举报删除了,昨天整理之后通过关键字推送也被举报删除了,所以暂时先不讨论这些了。还好沉思录不聊时事也可以聊学术。今天讲讲女性意识觉醒在当代文化中的体现。另外沉思录最近都要发不出稿费了,粉丝们可以注意一下文章底部某区域,给我们支持,感谢T_T



当代批判理论如果去梳理女性文本的产出的话,一般会假设一个发展路径------“女性主体性在女性文化的文本中被逐渐找回”。最早期而言,伍尔夫在那个时代执着于灵魂的“男性部分”和“女性部分”的分割,这在她的性转戏剧Orlando里面体现比较明显,一种戏仿的手法,这算是给传统被客体化的“女性”概念从从属关系转化成平行关系。


而传统文学文本中,叙事编排的性别不公正性最直接的体现,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那就是“狐仙”情节,男性视角永远YY出一个符合男性审美中,温顺,容忍等特质的女性形象出来作为整个文本中的一个孤立形象出现,她往往并不直接如其女主身份一般部分主导叙事,甚至她压根就不参与主要情节,仅仅作为男性形象塑造中的一个必须的楔子。正如将整个被男性话语称作“女主”的文化形象置于一个环形的透明穹顶剧场中,体现为朱迪斯·巴特勒所定义的男性凝视,即男性凝视的力量性折射到文本中塑造了女性形象的生态。或者用波伏娃科普书《第二性》中的句子可能更容易理解,“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只是男性的诗歌”,这就是女性主义批判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女性缺失”,更直接点就是“忽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



而就中文文学圈来说,在70-80年代的中文文学圈,开始出现一个悄然的变化。那就是,中文圈,尤其是港台地区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其本质上是来自于70年代开始香港港口经济崛起所带来的产出红利,反馈到了教育体系中,而随着港左意识在中层的蔓延,加上香港分工体系开始进行快速发展期,这使得女性在本地区经济分工的地位逐渐提升。而台湾是在八大建设之后,从代工业开始发展电子产业,其背后推动力就是台湾公立教育系统的普及与建设,以及媒体行业的发展,同样使得女性的经济分工地位开始上升,体现在文化消费市场上,就是女性群体的消费力开始提升。于是开始出现了适配两种回归女性主体性的题材。


一则是自我叙事,开始叙述女性主体语境下,女性所期待的爱情诉求和情欲展现,女性作为叙述主体去探讨男女关系,探讨女性自身的性意识和欲望诉求。比较著名的认识就是香港文学界的亦舒女士,李碧华女士,以及将这种自我叙述实践到生活中的三毛女士,当然还有比较畅销的琼瑶女士。


另一则就是第三方叙事,其母题在于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的大时代下所处的社会语境,社会关系与本身的角色扮演中引出对于人性,家庭以及宗族意识,性别意识的探讨,并以此为眼光来展现那个大时代。其中比较著名的香港文学界的张爱玲女士,严歌苓女士等等。


这些就是言情小说最初诞生的文化语境,而现在网络言情小说依然是这套体系的继续发展而已。



比如说,在早期的言情小说中,女作家还是将男女的爱情关系置于一个男性占据主动性地位的关系中,而男主依然被塑造成一个有侵略性魅力的人,去吸引女主的归宿。


而在现在,这种关系就被生生摒弃了,女性也愿意去主导一段关系,并显示出某种带有主动性的姿态去主导整个关系的叙事,再加上网文本身的消费量,女性占比显然是更大的。于是,新兴的关系在一些比较经典的网文比如所谓的晋江小言中建立出来,比如说社会地位崇高但是仍然被女主耍着玩的男主啦;情窦未开并且其主要的性别意识和情欲观都被女主塑造的男性形象啦;带有禁欲主义清教徒立场,但是最后还是被女主征服的叙事啦。当然这些东西并不仅仅局限在异性题材中。于是由于网文的工业化产出能力,这些不言自明的符号被反复压缩,然后直接用作模板套用在了工业化创作中,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网文言情小说生态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体现为某种程度的“女性凝视”。


但好玩的在于,文学的选择一直被视作某种私人性的东西,但是它产生了一整套文化社群甚至机构,性别文化生产也带有情感共鸣的性质。


某种程度上,哪怕是被批判的,处于消费场域内的文学工业,在作为性别文化自主产出中也是具备某种反抗意义的,某种程度类似于精神爽文。当然,文本也是一个不断生产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一个具备某种未完成共性的社群,用伯明翰学派后期所谓的女性亚文化(当然当时采用的样本是朋克群体),消费品和文化共享本身这三者构成的社群产生了某种自主的行动力(文化的二手市场),但是这种行动力是没有内容的,这也是朋克也许具备某种亚文化意义的反抗,但是却显得极为不成熟,具体我后文再说。



对于男权制来说,早期性别话题上最主要的是女性在私人领域中被伦理和性别角色的压制。“私人”这个概念年鉴学派第二代的《私人生活史》系列中被训诂了无数次,比如在中世纪的“私人概念”与公共领域相对,无论是领主还是资质城市的资产阶级,“私人”某种程度就是“自决”的意思,男性一家之主对私人领域内的民事活动具备私人私人解释权,在早期而言,如同梅因《古代法》所论述的那样,在英国普通法体系中,女性是很难作为完全的民事权责人出庭的。


早期对于私人关系的女性创作也和逃脱这种束缚有关,在私人家庭关系中,仿佛构成一种“男性秩序”和“女性秩序”分立的私人社会一般。


“家庭社会显然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这种制度化的划分影响了许多行为方式和态度。在每个家庭只有一个正式的、人所共知的、公开的婚姻,那就是主人和夫人之间的婚姻”。


“闺房看起来就像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一个由家庭夫人统治的独立宫殿,不过,其权威代表是家庭主人。它的居住者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或诱惑的群体,她们之中最易受攻击的人被更安全的保护在一个宗教社区内,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女修道院,是由女修道院院长统治和管理——不是主人的妻子而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寡妇或者没有找到丈夫的女儿。这个家庭的女人们形成了国中之国,除了主人本人,它不受任何其他男人的支配。即使是主人的权力也只是类似于宗主的监管权,而且这种权力受到神职人员的约束,神职人员对家庭女人拥有道德良心上的检验权。”



更好玩的在于,甚至于家庭间的女性秩序之间的串联形成了一个里世界的公共领域。


于是在这种观念史路径中,闺房的权力机构开始变成了一种“私人”的“私人”,或者是男权制度拱廊中,一个权力的“戏仿”。戏仿的本质不仅仅是模仿的问题,正如同《一步之遥》里姜文致敬了一大堆东西的荒诞感,并不是单纯为了凑一桌桥段和元素的麻将。戏仿的本质是超越,早期公共领域社交中女性被排斥在主流绅士们的社交之外,社交场中的女人在男权制中和家庭中的女人做了一个剥削性的分割。


但戏仿显然带来了新的东西,在主流社会的压制中,产生了自中世纪以来一个独立于主流机器的一个“公共领域出现”,这似乎是女性天然某种共性认同的基础。


这个公共领域在发展中慢慢扩大,沙龙时代,女性的“闺房”成了吉伦特派串联的场所。而从妇女参政的历史上,最开始妇女的运动基础也是妇女问题本身,将私人性的议题和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对妇女的侵害进行申辩,最后才开始和主流的革命和政治诉求进行合流。



当代文化极端的去政治化,却依然将这套模因反映到了新的消费文化圈中,这个消费文化圈本身也是我刚才提到的“私人性”扩大出来的“公共领域”,在共性上,对于男权权威的解构和批判也是从这个行动体开始,其直接的行为逻辑是将被理所当然“私人化”的一些家庭伦理给“公共化”,无论是家庭暴力,男性参与度极低的育儿,男性家庭中要求女性的无条件让度,都被暴露在公共媒介中,这也是一种“戏仿”,在新的消费媒介中寻找到了一种政治主体性。


由于男权家庭中的权威性显得不言自明,家庭契约往往让位于这种权威性。知乎某个问题中,

www.zhihu.com/question/55344315/answer/145228939),

原答主和夫家协调了关于生育的协定(如果要她生育,则不负责后期抚养)。但是原答主家庭的育儿分工正当性来自于家庭这个私域内的家庭契约协议,后来的结果无非是所有人按照这个协议办事而已。双方在女主的斗争下遵从契约权责和义务感来执行再正常不过,而自己也在积极总领孩子的教育。相反,题主的指责就如同霍布斯《利维坦》中的“愚人(Foole)”和休谟笔下“明智的无赖”(Sensible Knave)一样,属于一种明知故犯的无视契约正义,抓出男权社会的性别角色来给自己的自利辩护。


而原作者的进步之处在于打破了男权社会中父权家庭在权力关系上的“常态化”,即男权社会长期以来权力机器形成的二阶道德,往往来包装私人领域中权力不对等的实质,用某种制度化的母性说辞来给这种性剥削辩护,并且建构了这种道德常理,类似于某种“根本恶”,让深处其中的人甚至将这种不对等权力视作某种道德,而且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有问题,掩盖了被剥削者在反抗上的权力意识。



Claude Lefort的常态化在论域上是代表性政治里对于解读”(interpretation)这个概念的扩展,代表性的权力形成是一个对社会规则制定者的解读权力,而男权制/父权制本身也类似于这种权力结构,在梅因《古代法》提到早期普通法系中女性甚至不能作为独立民事人出庭(所以不少国家在性方面的违法犯罪会采取受害者自述来立案)。就是一种家庭领域中的代表性独裁(即男权道德代表家庭,男性成员就是载体),在男权道德中,早期与公共道德合流,女性运动之后依然认为家庭本身的性别权力状况是容不得外部公共道德的监管,那么实际上这种常态就默认了家庭中女性单向被牺牲这个秩序的合理性(比如女性就该让着家庭这种男权者言论),打破秩序反而激起一堆人的无意识愤怒。甚至不少人会以伪“中立”(斯泰克戴克语)的态度来阉割反抗者行为的合理性,后者也是不少人放大其“争议”的主要理由。


即使这类回答的文字,很大程度有写手嫌疑,在构造性的道德困局中,peter singer曾提供一个解读,认为实际上在这种构造性语境中我们是使用某种道德直觉再将其价值解释,于是产生两种路径,一,Judith Jarvis Thompson所谓, “人们对于是否道德的判断取决于‘危机’(threat)是否转化(redistribute)。”,二是,人对是否道德的判断是在计算自己道德直觉中某些事件的自我赋值,我认为a因素道德所以+3,b因素不那么道德所以-2这种思维。在原有男权社会的权力语境中,女性自我辩护是被排斥在主流语境之外的基础上,在新的性别平权话语空间中主体性(当然在社交网络信息传播中是性别话题的场景结构和塑造的媒介主体)和弱势者的情感共鸣,那么一个“反抗者”和“拒绝者”的形象在颇具宅斗文写法(这也是原答案为何有人怀疑其是写手所作的原因,另外男主T+S进军队的研究所这一套,如果对我朝军口了解的话其实合理性不高),即使有些许争议,依然具备较高的伦理价值并且契合依然在束缚中的大部分人的自我意识延展,在叙事的场景中似乎也完成了一次主体意识的反抗,顺便反击了一把低配男权者的丑陋价值观逻辑。


当然,这种反抗的问题在于其景观性解放,缺乏从行动到观念,最后巩固到公共生活的过程。Pateman曾经对罗尔斯框架有过批判,虽然有很大程度各说各话的意思,但是其在罗尔斯的应然推导中,强调了正义第一原则(自由原则)真正的中立性,即在无知之幕下,也许我们并无法去实践很多人想象的正义模式,否则在正义的结果论上,政治中立性特别是性别中立性,当属于一步一步揭开的幕布,从立宪到公共理性的良善生活中,所有妇女参政者都应该进行的政治行动。激进女权某种程度赞同当年从瑞共和瑞社分离出来的女权主义先锋党的做法,组成一个专注于妇女议题,同时把女性独立性的政治话语通过政治主体的方式扩散,而不仅仅是迎合已有的政治思潮。


但是,目前而言去政治化的话语输出,某种程度从政治表征转化成了表征的政治,缺乏正式政治运动的结合,大量已经奠定的公共观念无法形成成文性的保障。这使得政治诉求并不能成为长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自律,多次可能受到性保守各种形式的返潮,甚至保守者混入女权话语中进行某种庸俗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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