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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新自由主义的不自由

从上世纪开始,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领域逐渐蔓延到意识形态领域,并扩散至全球。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及伴随而来的小政府主义)无论是在构想中还是实践上,都有非常多的问题。为了系统讨论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其假设入手开始剖析。



  |  理性假设与无摩擦世界的构筑

 

在当今社会泛起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样拥有着新古典经济学所衍生出的一些假定——完全的理性人假定、完全信息假定。基于这些假定,理性人可以很好地追求自己福利的最大化,甚至在最大化自己福利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这看起来很酷,因为这些假定实际上很戳心窝。试想,如果我们在大街上去采访路人,提问“你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吗”,大部分人应该是肯定的回答。

 

事实上,一般语境下的理性是指心理学意义上与感性相对的理性,亦即能够进行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活动;但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完全理性”,却是能够对信息进行完美的处理与判断并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种理性之间天差地别,但很多人却将此二者混为一谈。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自我效能感”,在一般性领域中表现为个人的自尊(认为自己很棒棒)。而理性假设恰恰击中了这些人的小心脏——为了维持自己的自我效能感,人们通常不会认为自己是非理性的,即使其中很多人并不能分清思维的理性和经济学上的理性有何不同。

 

在完全理性的新古典假定下,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那么政府就是不必要的,市场可以完美处理一切;政府只能当守夜人。于是小政府主义、新自由主义、反智主义等盛行起来。而与此伴随的对于私有化、市场化与去管制化(自由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看似便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经济学中的“理性”要求远远高于“具有理性思考能力”。它不仅仅要求人们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还要求人们有完美处理当前信息的能力(至少得懂经济学模型吧,在进行投资时至少得会套用公式吧?);而完全信息假设就更是荒谬了——你并不知道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会知道他人的想法与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而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以理性人和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是在假定有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而是假定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近些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也恰恰证明了新古典的假定,在时时进行即时非完全信息决策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不适用。

       

               

再加上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所作的“价格弹性”假定,导致它有时被讽称构建了一个“无摩擦”的理想世界。而这种无摩擦的世界在很多新自由主义拥簇者们眼中是多么的合理,多么的美好——市场可以提供一切信息,每个人都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完美的处理,于是政府是不必要的,只会导致设租寻租行为的产生。

 


   |  不确定性、秩序与社会发展

 

无摩擦的世界看起来是多么美好,但我们却很难制造出一个无摩擦的理想现实令其生效。现实世界远比理想模型复杂得多,而其中最大的“摩擦”,就是不确定性及由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成本与交易成本。

 

不确定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信息的不完全,另一个是信息处理的非完美,而这两个假定恰恰与新古典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的假定相悖。

 

关于理性的假定很多,我们在此可以假定人们所拥有的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亦即每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这一点与现实中的很多情况是相符的。(除此之外,还有理性的非理性、理性悖论等一些对理性的讨论,我们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不确定性的存在将导致风险及相应风险成本的产生,以及围绕着减少风险成本的交易成本的产生。(这一点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变迁》一文已经予以讨论和证明。)

 

而当不确定性过多之时,无论是风险成本还是交易成本都会增大,并抑制社会交换与社会生产。

 

基于此,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制度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进而降低了不确定性,于是风险成本及相应的交易成本降低了,故而社会交换才会产生。

                 

               

比如法律,它通过界定什么样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什么样的行为会受到制裁,来增加一部分行为的成本,进而限制人们行为的选择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一个缺乏法律及有效实施约束而秩序紊乱的社会里(比如现今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产权得不到良好的保护(不确定性导致风险成本增大),社会交换与社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抑制。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一般:制度也是发展的基石。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及其实施,那么不确定性就必然抑制社会的交换与生产,进而导致发展滞后。

 

不确定性的减少,所导致的风险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制度及其有效实施。如果某一天政府宣布停止对于产权(比如房屋产权)的保护,那么至少购买耐用品的人会大大减少。

 

于是我们重申,制度可以限制人们行为的选择集,进而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减少,使得风险成本与交易成本减少,进而促进了社会生产与社会交换。

   

既然明确了制度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了。

 


   |  制度的规模效应与道德风险

 

制度是一种对于权利与义务及相应责任与惩罚的界定,它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但除了制度本身以外,其实施也尤为重要。缺乏有效实施的有效制度,实际上就和画大饼无甚区别。

 

于是,制度及其有效实施都很重要。

 

同时,制度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也就是说,在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它提供每一额外单位的制度的成本是递减的(亦即制度的边际成本递减)。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考《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我们在此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普通中学招收额外一个学生所需要的支付极低。)

 

制度的规模效应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教育、军事、司法抑或行政上均是如此——为额外一个人提供额外一单位的公共品所必须的支付是递减的。制度的规模报酬递增促使政府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政府可以说一个具有极强规模效应的垄断企业。

 

而一种制度是否能有够有效实施,与因私人信息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紧密相关。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委托人与代理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有所不同。

                               

                                 

这种道德风险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所谓的“诺思悖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是通过向不同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政策来争取租金最大化,于是可以容忍低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二是试图推动国家产出最大化以增加税收,于是试图进行制度结构的优化改革以促进社会生产。

 

正是基于完全的理性人与完全信息假设以及道德风险的问题,小政府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如今才泛滥成灾。

 

但是,制度具有着两个特性:为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成本的必要性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也就必然使得制度存在并交予某一第三方实行。如果缺乏制度来维持秩序、降低不确定性,那么社会发展必然倒退。

 

在制度存在必要性时,政府退出制度领域是否会更好?

             

                      

在政府与民间组织上,即使政府交出这部分权力,民间组织是否能够有效地对制度进行实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无法有效实施,那么便没有所谓的秩序了,而不确定性就将导致社会生产与交换的退后;即便能够有效实施,实施方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

 

不仅如此,在一些公共品的提供上,政府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它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排除外部性、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我们称为“排他性”),而这一点也是制度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体现。

 

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政府所进行的,这是由于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来获取收入以提供此公共品,但显然私营部门是做不到的。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强力来排除外部性,而这种特性也体现在许多其他领域。

 

综合制度的必要性、实施有效性、道德风险可能性、制度的规模效应、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有限理性来审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小政府主义,我想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很不同的结论。

 

参考书目: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思.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思.

《管理行为》,赫伯特·西蒙.

《新制度经济学》,卢现祥.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变迁》(在新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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