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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同情祁同伟不稀奇,可曾记得大明湖畔的高加林?

昨天我们发布了高小琴扮演者胡静的采访稿,第一次涉及这种内容反响还可以,感谢大家支持。不过由于昨天发的太急了还有很多校对失误的地方,以及竟然忘了进行原创认证,所以只能今天再补发一遍……还是太业余。


然后正好又收到一篇朋友写的关于祁同伟影评,作为今天的推送内容。新作者,请支持。



不久前,《人民的名义》完结了。这部号称“中国版纸牌屋”的政治题材电视剧掀起了少有的国剧收视狂潮,仅在播出第一集时就创下了收视率的记录,成为了“现象级”的影视作品。不少同期上映的电视剧,虽然不乏“大腕”“老戏骨”“小鲜肉”参演,但是要么恶评如潮、要么收视低迷,由著名演员张嘉译主演的《白鹿原》甚至在播映一集后直接决定改期上映,就为了避过由《人民的名义》掀起的“人民的观剧潮”。与“人民的观剧潮”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剧情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论,而争论的一大焦点,就聚集在了剧中由实力派演员许亚军扮演的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身上。


 

剧中的祁同伟出身农村,考上汉东大学后在检查干部陈岩石一家的资助下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但是研究生毕业后作为学生会长的他却因为拒绝了比他大十岁的梁群峰之女梁璐的求婚,在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梁群峰的打压下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一个法治所做司法助理(祁同伟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到了省、市的司法部门)。法治所的所长是一个三十年前分配来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祁同伟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沟法治所的原因,也从老所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他开始不顾一切的追求梁璐,满足了梁璐提出的苛刻条件(在汉东大学操场下跪求婚)最终与梁璐结婚。


而与梁璐结婚后的祁同伟果然“一步登天”,以“两年上一个台阶”的惊人速度升迁,至《人民的名义》正传开始时,已经成为了汉东省公安厅厅长,向省委副书记地位冲刺了。但是,仅仅依靠“老丈人是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老婆的哥哥和弟弟也都很有身份(具体身份,剧中似乎没有透露)”一点是无法达到如此迅速的升迁的,祁同伟在升迁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参与到了各种腐败活动中,在“反腐风暴”的打击下,他无所遁形,穷途末路,最终饮弹自尽。

 

祁同伟这个角色随着《人民的名义》带来的浪潮,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祁同伟这个角色的评价上。有的人认为祁同伟恶贯满盈,有的人则认为祁同伟虽然确实坏事做尽,但是事出有因,那就是其被“权力的小小任性”所扭曲的人生。前者将祁同伟与梁璐结婚后各种不法行为和各种鸡鸣狗盗的钻营与祁同伟的个人本质联系起来,认为祁同伟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了邪恶的角色,被分配到司法所后的表现是本质的表露。后者则将着眼点放在了祁同伟与梁璐结婚之前上,认为祁同伟的“黑化”(即变成坏人)是被梁家人的权力所扭曲的结果,他本人也是受害者,而且至《人民的名义》剧终时,梁家这一“罪魁祸首”也没有要倒台的意思,更加重了祁同伟一生的悲剧色彩。

 


祁同伟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行为自然是不值得提倡,但是对祁同伟的同情也并非毫无来由。虽然有不少人吃惊于“竟然会有人同情祁同伟”,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到更广阔的历史阶段上,“同情祁同伟”这种同情出身平民在权力的打击下逐渐堕落的文学角色却并不是有多么少见的事情。笔者虽然不算博闻广记,但也知道著名作家路遥的笔下就有这样一个角色,他的名字叫高加林,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的男主角。《人生》这部小说发表于1982年,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改编成电影后,又获得了极大的反响,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笔者虽未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在与父辈的闲谈中,也了解到了他们对高加林这一角色的“熟识”。

 

《人生》中的高加林同样出身农村,高加林在高中毕业后虽然没能像祁同伟一样考上大学,但是因为高中毕业在当时的农村也算“高级人才”,于是他成为了当地的一名民办教师。他在认真教书的同时继续学习,希望能在将来的考试中(某种转正考试)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结果在教书三年后,因为大队书记高明楼要照顾高中毕业的儿子高三星,就将高加林毫无理由的撤换了。不久后,这一切却峰回路转——高加林的叔父高玉智升官,成为了区劳动局长,高明楼心里有鬼,便又马上将高加林推荐到了县委通讯组做通讯干事,成了县城里的干部。高加林因为工作优秀,勤奋好学,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明星”。在县城干得风生水起的他也抛弃了在农村认识的农村女性巧珍,和一起在县城工作的高中同学黄亚萍相恋。



 然而,这一切却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与高加林相恋之前,黄亚萍正与同是高、黄二人同学的张克南恋爱。虽然二人的关系并不算好,但是在张克南的母亲眼中,二人的婚姻便是“钦定”的了。于是,当看到黄亚萍与张克南分手后即与高加林相恋,张母(也是干部)便举报了高加林走后门进入县城工作的事情。举报很快得到了回应,高加林又被退回了农村,而此时,巧珍也已经嫁给了别人。

 

仔细分析,便能发现祁同伟和高加林人生中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曾经努力奋斗,以为可以靠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但是却都在权力的打击面前丧失了这一信念。他们的人生或者说“仕途”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都是权力,他们在权力面前毫无抵抗的能力,即使工作努力、即使成绩优秀,但是都抵不过权力这扫荡一切的力量,能让他们升迁的是权力,能让他们获得荣誉的也是权力,而摧毁他们的,依然是权力。

 

这种被权力捉弄的人生,便是二人能获得大量同情的原因所在,因为他足以获得大量读者的共鸣。

 


过去如此,现在也理应如此。

 

在《人生》出现的八十年代,有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读者来信”,也曾引起了极大反响。它的名字叫——《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这篇三千字左右的短文可以说是《人生》的“缩略版”,文中末尾的总结更是道近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疑惑——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这种“心乱”和“矛盾”究其本质在于对于个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彷徨,无法通过努力来获得报偿的痛苦,这种情绪外化为对于祁同伟、高加林的同情与呐喊,甚至是对某些“正面人物”的反感与愤怒。因为,比起正面人物,被“权力小小一任性”所折磨才是很多普通人的日常。他们对于高加林和祁同伟恨不起来,因为他们也曾被权力所扭曲折磨,对于权力的任性感同身受。他们甚至有些羡慕高、祁二人,因为这二人好歹拥有出色的个人能力,曾经有过某种机会——而就连这一机会,很多人也不曾拥有。



不过,吊诡的是,祁同伟是因为成绩优秀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才被梁璐“盯上”,高加林则是因为工作出色和较高的文化水平才被黄亚萍相中,并且间接导致了最后的被张母告发。出色的能力在二人身上,反而似乎成了累赘。如果二人没有那么出众,也许反而会被权力所容忍和放过,最终得以平安一生。

 

高、祁二人这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矛盾处境,成为了二人悲剧的根源。

 

“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努力也不能改变命运,有时反而会陷入厄运,唯有权力的潮汐才能改变人生”,两个故事都诠释着这一现实而冷暴的主旨,也因此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之所以能有如此共鸣,就如同《人生》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能在八十年代引起极大反响和讨论的内在原理相同,它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不少民众的情感,以及他们的愿望和焦虑。如果深挖这些情感、愿望和焦虑的根源,也会发现民众对二人抱有同情的原因——除了感同身受外,更来自于对仿佛世袭一般的权力拥有者的愤恨。

 

梁璐本身只是汉东大学的一名教师,但是她却可以利用“父亲的身份”来改变祁同伟的毕业分配,虽然打着“为了重点培养从基层开始”、“帮祁同伟与陈阳考验爱情”等冠冕旗号,但究其本质,无非就是利用权力来干扰和阻碍他人的前途、命运,最终促成了祁同伟的“黑化”。可是在剧中,即使到了最后,梁璐与梁家人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其原因正如高育良的妻子吴惠芬在回答祁同伟对于梁璐的抱怨时所说的“谁让人家生得好呢?”。

 


高加林虽然最终回到了农村,但被他形容为“桥”的上升渠道已被张母破坏。“他希望的那种‘桥’本来就不存在;虹是出现了,而且色彩斑斓,但也很快消失了”。断人财路如杀父母,毁人前途如灭门刨坟”——梁家人与张母的这种行为,可以说触及了不少中国人的底线。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俗语。虽然也有数千年的帝国史,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以血统出身判断尊卑的贵族社会。

 

“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念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虽然不否认这其中有统治者为了维护阶级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出于“维稳”的考虑,将有才华的人吸引入统治阶级中以维持其统治的动机,但是从各方面来看,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性较之欧美的贵族社会,还是比较强的。

 

“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虽然说明在中国社会也存在豪门望族,但是却并非亘古不变,三、五代虽然时间不短,但总还是会结束的。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俗语,说的便是这样一种事实。

 

可以说,“努力便应该能上进”,或者如某广场舞歌曲唱的那样“种下希望就会收获”是中国社会的大众共识,而始终保持这一上进渠道的存在以及通畅,则成了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的重要保障——因为如果渠道过于狭窄甚至断裂,那么极有可能会形成基层造反,帝国崩溃的结果。

 


即使是在贵族社会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人奋斗、追求自由、通过学习改变境遇的思想也在人文主义者的不懈宣传下最终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传统的民众就是“贱民”,理当被贵族奴役的社会现状也没有了市场,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和二战胜利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浪潮传播到了所有已知的人类世界,“高举起自由的旗帜,每个人都是王国之主”,通过努力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免于被世袭权力所侵害已渐成为全世界的“政治正确”。

 

与之相反,利用世袭权力的任性以权谋私,干扰、破坏一个人的人生,自古以来便为人类社会所唾弃。这种行为不仅会伤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会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这种权力的逻辑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知识不断提高、上升,甚至拥有权力这一现代社会的基石。

 

当然,如果世袭权力和权力的任性真的为人人所唾弃,如老鼠过街一般人人喊打,如阴沟里的蛆虫般只敢在潮湿昏暗的地方生存,想必高加林和祁同伟这两个角色也不会被这么多人所同情和感同身受。自习主席当选以来掀起的反贪风暴也在从另一个方面诠释着这种世袭权力和权力的任性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腐败窝案”、“塌方式腐败”并非只存在于《人民的名义》中,而是真实的存在于现实世界。现实的世界中,可能也存在着无数的“高加林”和“祁同伟”,正如《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所说:“在贪腐现实面前,作家的想象力是苍白的”。

 


关于现实社会的乱象,笔者觉得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读者不需要提醒,也能瞬时想到不少实例。除了各种新闻上那些极端事例,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被“世袭权力”和“权力的任性”所困扰的例子,想必也能找到不少。仔细思考到这里应该就能发现,其实很多人对祁同伟抱有同情这一点,并不是因为认同祁同伟为了获得权力不择手段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的扭曲才是祁同伟悲剧的罪魁祸首,就如同金圣叹赞扬《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杀人放火,而读者往往也看得起劲,丝毫没有想到这些行为在当时都是违法行为。类似的情况,在毛主席年轻时代的民国也不例外——“(小资)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人们往往会因为恨这些‘欠骂的家伙’,便连《水浒传》里的李逵也喜爱起来了。

 

《人民的名义》完结了,而可能被权力影响的人民的生活,则并未完结。

 

从人民对祁同伟的评价,我们也能发现:人民不只希望公仆们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也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有朝一日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来,得到自身与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是自古以来,每一个真正的人民所无可指诋的理想。正如剧中所说,“人民就是你我他”,这里面没有谁是天生的权力者,也理应没有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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