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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嫖相谈历史:宋代到底生产了多少弓弩?


今天的文来自于嫖相大人。其实沉思录不管是作者们还是读者们很多都是历史爱好者,也有很多人是相关圈子里的人。沉思录发历史类文章,其实更多的是由着文章带出关于历史观,方法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等等问题。今天的文也可以结合前两天谣棍自白那篇文章看。一个谣言,误解,错误观念等等,产生是很容易的,传播成本也很低,但破解的成本却非常高,且效果往往不好。比如历史,普通历史爱好者和专业历史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看待方式,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两个概念,历史科学和历史知识不能同一而论,这就造成了一方成本很低,而另一方成本很高。不管历史类还是社会科学类的谣言误解等等无不如此。从大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社会阶段是无解的,但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沉思录之前已经约了一些作者来写历史科学的相关科普等等,只要作者们有空兑现就……另外封面随便找的,小编很喜欢83版射雕,不过经典的这个射箭姿势是错的,影视剧不用细追究。下面是正文。



自进入三月以来,已经有多个渠道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求问宋史达人,北宋弓弩院每年制造多少弓弩?


提问者表述,他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了一篇中华网的文章,文章里是这么写的:


“经过后世千余年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弩无论在性能、规模和技术上都登峰造极。宋朝对北方(半)游牧国家连年征战,弓弩的大量需求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北宋弓弩院每年制造角把弓等1650多万张,各州作坊制造黄桦、黑漆弩等620多万张。”


以下为原文链接: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60914/23553887_all.html 西北望射天狼:在古代中国弩为何盛极而衰? 

腾讯新闻里,也发了这篇文章。两篇文字基本相同,腾讯大概也是直接从中华网转的,以下网络截图:

咱家对宋代史有点兴趣,看过一点书,自认在军事上有些心得体会,也常常在论坛和大家讨(si)论(bi)交(chui)流(niu)。

那天中午把牛骨汤在炉子上打了小火来熬,有这么几个小时空闲,于是上论坛转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乖乖!年产1650万张,日均产4.5万多张弓!这什么概念?咱家对军器生产了解不是太多,但大致也知道,生产一张弓所需要的复杂工艺。例如弓弦的处理(用麻、绢材质还相对简单,用动物筋的弦处理周期很长),熬煮胶体,弓体选材,这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年产1650万张弓的产量,相当于要有一个翻一到两番的原材料的库存。对于一个尚处于农业社会,以手工业为主的封建王朝而言,就算是当时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相对全世界而言处于较高水平,那也是够不上工业化时代的门槛的。



这个数字显然有问题!


实事求是的说,这篇文章固然吹得很厉害,但其引用的数字,大略还有点影子。如:


其工署则有南北作坊,坊有弓弩院,诸州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南北作院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弝(注:通“把”)弓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又南北作坊及诸州别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备军行之用。

---------------《宋史 卷一九七 志一五零 兵十一》


众所周知,《宋史》这本书的编纂是很差的。虽然元灭宋获得了几乎全部完整的国家档案资料,但由于元人对于编纂宋金辽三国历史的事,在编纂体例和所谓的“正统”这种现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上,不同观点的支持者纠结扯皮了很多年,消耗了大量的精力。等到最终脱脱来统一组织筹划,决定分开编纂三本史书的时候,已经是元朝晚期。这时候,各方面的保障力量已经不是很理想,时间也非常紧迫了。


暂且放开《辽史》、《金史》这两本不谈,对《宋史》的编纂,元人的编纂团队就大量采用了直接照抄国史档案的方法,以期节约时间。例如,在《宋史》中,编纂者在编纂志书的部分,往往就直接点名了自己的资料来源,如:


“今因旧史纂修《兵志》,特置于熙宁保甲之前,而附之乡兵焉。”

----《宋史卷一八七 志一四零 兵志一》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可是,就算是直接抄写原始档案来进行编纂可以有效节省编纂时间,但在时间节点太紧的情况下,想面面俱到的全文采入,也是非常不现实的。对于《宋史》一书的编纂组而言,宋代档案太多,时间要求太紧,因此他们抄写档案也只能抓住紧要的部分,(他们认为)不紧要的地方只能一一略过。至于考证分析这些原始材料,更是没有时间来干了。


对于这个情况,元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苏天爵发表过不同意见。他说:


“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图谱、别集、小说,不知其几”,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先去对史料进行考证,对文献进行补充,就直接开始编纂一朝之史,“无乃太简乎”?


正是由于这种编纂态度,由此给《宋史》这本书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他们抄了不少原始档案,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把档案抄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所截取的档案的片段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裁剪过当。



从这个“角弝弓凡千六百五十余万”来看,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他们抄错了,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离谱了。


俗话说,不破不立。这个问题破得很明显,但关键是立什么?


从常理来推测,要么是抄写这个数字的时候,在角弝弓三字之后,脱漏一“等”字。要么是在千六百五十余后,衍出一“万”字。


如果是脱漏“等”字,那么我们可以猜测,这里包括的等,应有其他的大量产品,例如箭头,箭杆之类。如果是衍出“万”字,则年产1650张弓,对于中央军工而言,似乎是个比较正常的数字。


幸好,宋代是一个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封建王朝,其独裁者把军事独裁的本质隐藏起来,而伪装出一幅“共和共治”的假象,需要大量的士大夫作为其独裁的体制的点缀,或者统治基础。这让文人出身的官员们,有在其个人文集里保存官方文献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还很大。


例如,我们在北宋中晚期的大臣曾巩的文集中,就找到了类似的一个记载:


“国工署有南北坊,岁造甲铠、贝装、枪、剑、刀、锯、器械、箭箶簏、皮笠、弩、箭、床子弩,凡三万二千。又有弓弩院,岁造弓、弩、箭、弦、镞等,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弓、弩、箭、剑、甲、兜鍪、甲叶、箭镞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曾巩集 卷四十九》


曾巩在北宋时期曾参与编修过国史,他是有机会和有条件查看原始档案的。元人编纂《宋史》的各个志的主要来源也是宋政府的国史档案。从这两则文字对比,我们不难看出,曾巩的数字来源和《宋史》的来源是一个源头,两个材料的数字都抄得一模一样。只是曾巩他的记载更详细明确。


如此,真相大白了!


元代的编纂者们或是要赶工作进度,或者根本就是投机取巧。他们在抄写档案的时候,只抄了具体的数字(这个还算有点节操),但对数字的组成部分,就及其含混的一带而过了。好一点的给你带个“等”字,表示各有其类。不好的就直接像这种,连个“等”都没有了。


这和忽悠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并不能说,《宋史》的编纂者的抄写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从来都只有不会用的史料,而没有毫无价值的史料。认为《宋史》中的抄写是记载简略,就说没有用了,不是的。


从这两条史料对比来看,在宋朝的国史档案里,对军工生产的内容应该是有明确的门类分别的。各种产品应是分别登录进账的,最后做的一个总数。

而《宋史》的编纂者,抄写这个部分的时候,只取了最前面的一个产品的门类,例如涂金脊铁甲、角弝弓这些。其他的就一概“等”了,最后抄个撰清的总数,算是交差。



曾巩虽然没有抄写具体的类目,但他大致抄写了有哪些大类以及大类的总数,具体门类里是不是分产品线,他没有说。

把两者合起来,我们就能看到当初史料的不全的原貌。

1、每个产品是有自己的产品线的。

2、不同产品线有自己的产量统计

3、最终有总数统计。

当然,这里随之带来一个具体问题,即:

为何这些数字要加到一起来算呢?

为何进行统计的时候,要将不同的物料,不同的产品(甚至有中间件如弓弦、甲片、箭头等)都合并到一起来计算这个问题。


有知乎用户率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



他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宋代文献里经常见到的一种记载格式。我们看几条史料就知道了。如:


1、南郊赏给:景德六百一万一百贯匹两硕领条,皇祐一千二百万有零,治平一千三十二万有零,熙宁末八百万二千六百八十九贯匹斤两条段。

---泊宅编卷十


2、浙西提刑司具到,镇江酒税、课利、田赋,以绍兴元年计之,总为一百余万贯石匹两。兼本府水陆要冲,商贾辐辏,若诸色税课悉归公上,则比之前日不无增羡。

---要录卷六十三


3、两路凡得逃绝、诡名挟佃、簿籍不载并阙丁凡四十七万五千九百有奇,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

--宋史卷一七四 志一二七


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此不一一列举出来了。我们故意挑选了三个来自不同史料的例子,分别是一个小说集(不是故事小说!)和两个抄写自官方档案的史书。


不难看出,很明显,这三种文献都是抄自宋代的官方文献的,说明官方统计就是这个口径。这个口径是在经济领域普遍客观存在的,而不仅仅是在军工领域这么统计。


我们回到最初看到的元人编纂的《宋史》上来,回头来看这则史料,就不难发现一个细节。


看:


其工署则有南北作坊,坊有弓弩院,诸州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南北作院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弝弓凡千六百五十余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又南北作坊及诸州别造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以备军行之用。

---《宋史 卷一九七 志一五零 兵十一》


发现问题了吧?咱家单独摘引出来:


“工署则有南北作坊,坊有弓弩院,诸州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课。”


拔粹一下:


“弓弩院+作坊+役工徒+限其常课”


也就是说,军工的生产单位,是对人员和常课都有规定的。即制造部门有多少人,得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规模,而这些人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则有定量“常课”。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常课”就是劳动定额!


一个工业部门,为保障工作任务的完成,总应该有一定的生产管理。每天应该完成多少工作量,每个工人每天应该完成多少工作量,这是有定额的。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把这些东西进行重复计算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是便于计算实际用工的量。有了这个量,就能估计一个大致的生产规模。需要多少军器,则要调整多少人,多少物料,多少后勤保障,就有依据了。



我们再看同书同卷的另外一条史料,就解释得更清楚了。


“绍兴三年,提举制造军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装甲一。又长齐头甲每一甲用工百四十一,短齐头甲用工七十四。乞以本所全装甲为定式。”

-同书同卷


这里说生产一个全装甲,用工七十个。生产一个长齐头甲则用工一百四十一个,短齐头甲用工七十四个。可见长甲用工量足够生产全装甲两个,而全装甲的用工和短甲用工差不多。因此军工部门报告,认为应该集中精力制造七十个工的全装甲,这样效率最高。


由此不难看出,这里的工,不是工人,而是用工量,是一个经济测算的指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继续来分析,看史料:


按四县之籍,计田出力,百亩一夫,得三千余人,减其田租十之二,凡五旬有七日而毕,计用工十五万有奇。

---要录卷一六三


这是绍兴二十二年重修襄阳古堤时的用工记载。100亩出一个人,则下属的四个县约三十万宋亩上下,按民籍征发了3000多个人,工作了57天。工程总计用工15万有奇。


如果按3000人来算,57天则出动了171000个人次。可见,人次和工是不完全对应的关系,两者应该有些关系。

很明显,一工在这里代表的是一定的工作量,以一个固定值来作为指标,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应该在这个值的上下。


再考虑到3000多人不见得人人能出全勤,可能经常有些人不能出勤,或者天气不适合出勤,这就是理论人次和用工量有差异的原因。但无论怎么讲,这个“工”,应是一个劳动定额标定的经济指标。



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则史料,这个问题说明得更明显。看:


商胡水口,见阔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一万六千八百,日役兵夫一十万四千一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毕。

---长编卷一六五


这里的用工量和劳动力,正好符合这个公式:


用工量=单位劳动量*工作时间


由此,我们知道了,有用工量作为经济测算的指标,有劳动定额来对产量进行管理,由此可以对正在生产的各个产品线的进度进行估计和测算,由此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这体现了一种比较原始的工业生产计划,和现代工业体制下的泰勒制是不能比的,但至少符合大规模手工业的生产水平。


你看,这么一分析,挖出新东西了吧?也许宋史的编纂者真的只是为了交差,前面抄了几句,后面抄个总数,中间很多都略过了。但他抄写这么简略的东西里,蕴含了很丰富的历史背景,让我们对古代社会的工业生产,有了更多的了解。


所以,没有错误的史料,只有不会用的史料。史料本身是死的,甚至是错的。但错的史料,一样能提供很有用的信息,关键看我们如何运用。这里需要的,就是丰富的史料运用能力。


~有人已经记性好,还记得前面那个在经济领域将不同的单位全加起来计算的问题吧?


为何要加一起计算呢?很显然,这么做虽然和军工领域有点不一样的细节,但都是为了满足一些要求。


具体是为啥?嗯,你猜?


PS:


友情提示,西装三件套分别是上衣、马甲、裤子,这是三种不同的服装,但我们依然把它们合计起来叫西装“三件套”。如果按照宋代的习惯,则应该把“一件上衣、一件马甲、一条裤子”合并叫西装“三件条”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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