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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后现代为何费拉不堪?

开始今天的文章之前,我们先看看微博上最近跟美国大使馆有关的几个动态。



美国大使馆还搞了其他一些比较刺激的内容,不适宜放出。我们在这里不谈论他们在这个时间里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政治意味,也不谈论这些事本身指向的那些群体。把这几个新闻放在开头,只是想为本文接下来要谈论的,产生这些现象的土壤之一的后现代文化做个应景。



   |  现代性的间歇性狂躁


前面双瞳同学聊了聊现代人的现代性的问题,意犹未尽,按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说,整个社会科学,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现代性问题,也就是霍布斯鲍姆说的“双子革命”后,现代社会的众生男女如何安身立命,以及安放灵魂的问题


当现代性高歌猛进到了晚期阶段,后现代思潮如末人般降临,后现代随之也变成学术里最时髦、装逼的词汇,值得一提的是,沉思录所吐槽的白左,也就是后现代多元主义者的一种别称。在伊格尔顿看来,后现代的白左们反而更像是正统左派的敌人。


本文也试图简单梳理一番后现代的系谱,本文想说的是,借用姨语中(姨学并不后现代,但是转化为反讽式的姨语,它就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的表征)的费拉来形容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失妥当。


诚然,像哈贝马斯说的,现代性是一直是作为一个病理学的问题出现的。现代性对于早期社会学来说,它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人类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带来的“现代的灾害”;对涂尔干来说,现代性是“失范”,传统纽带消失;应该说,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社会学三圣)之间,韦伯是最悲观的,但他对于现代性的揭露是比较准确的,他有个很著名的说法,就是现代社会是理性化和科层制编织的“铁笼”。 



祖师爷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物,资本,人类创造了资本,资本是一个过程,反过来把人异化为可供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资本问世,无一每个毛孔里不是血淋淋的。马克思没说的韦伯替他说了,科层制也是人类创造的异化物,韦伯提出来“官僚阶层”的概念。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管理官僚的阶层,社会的权力多半是被官僚阶层掌握着。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不断集中——集中在政府所在的地方,不断集中就是不断积累风险的过程,那么官僚机构的任务就是把危机转移出去,执行政府权力的一群人就形成特权。这就是铁笼。


在接下来的西方文明的两场浩劫里,似乎在应证韦伯的悲观论断,直至今日,奥斯维辛仍然是现代性雕像中一副最冰冷的死亡面具,它讲述了对秩序、 规范、 完美的与生俱来的好感、 整齐划一的园艺文化使得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屠杀如何成为可能,它让极端理性和极端非理性只有一线之隔。


在它之后,写诗也变得野蛮;当饱受创伤的犹太思想家们流落到大洋彼岸的灯塔国时,他们被另外一副现代性的面孔给怔住,在这里,有着丝毫不逊色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瓜藤结的两个果实,文化工业使得文化像流水线一般生产,殖民了公众的精神世界,消解了多数人的反抗意识,心甘情愿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现代性无处可逃,对于阿多诺们来说,仿佛生于末世。 



面对现代性,学界似乎产生了几种态度。一种是以帕森斯为代表:我们承认出了很多问题,现代性有很多阴暗的东西,但基本上这还是主流,我们还得按照基本法走下去,尽量和和气气,闷声发大财,把生产力搞上去,大家都满意,只是如此;


另一种态度,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撬动现代性的根本——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扬弃现代性,这是掀桌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学院内部的问题。 


还有一种折衷的办法,人们反感现代性这张桌子,但当他发现,我们费尽心思去掀桌子本身就是无用功,或者他根本没有打算要去掀开它,他只是反感它,不想看见它——


于是后现代主义者们,纷纷躲在桌子底下,像老第欧根尼一样在其中打滚,告诉自己桌子只是一个语言学意义上滑动的能指,而你会发现,所谓后现代,并不是颠覆现代,它涌现出来,成为了对抽象理性的有力谴责,对技术、科学和任何宏大叙事都深感反感,但他的决裂方式仅仅是姿态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进程到了晚期的一个瞬间的迷茫和狂躁。




     后现代家族和系谱(知识点) 


由于“后现代”这个词被我等鼠辈随便乱用,所以弄得很复杂,不成一个理路,不过这也很正常,后现代就是要给你这种感觉。在这里我们不防用维特根斯坦所讲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概念,回到语言来讲。最早的时候,“后现代”代表着一种建筑风格,原先只有汤因比在用,更多指代现代性文化衰落之际,在60年代以前的西方,除了汤因比这样的文化史学家爱用,“后现代”并不流行;60年代以后,它被运用到形而上学领域,后现代猛然汇成一股思潮,变成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战场,以至于学界再也不能忽视它。


 一种说法是,比如伊格尔顿所秉持的,成就后现代思潮的是重大失败的激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偿性的策略,我们知道,1968年的时候,全世界忽然中二起来——


前有文革,布拉格之春,美国民权运动,在第三世界,埃及、阿尔及利亚、古巴,非殖民化正在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堡垒;在中国,官僚机器成为了毛主席指挥运动的攻击对象;现实和幻想混为一体,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也开始效法文革走上街头造反,不仅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和日本同样如此,最著名的当属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及意大利的热月之秋,也象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们的政治实践,产生了20年代以来从为有过的政治激情。 



但此后,60年代的政治理想一个接一个的破灭,现代性的铁笼并没有被解放,所有迹象都被颠倒了过来:


文革失败了;五月的造反运动在70年代销声匿迹;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国武力镇压下去;苏联也开始了勃列日涅夫僵化的时代;里根和撒切尔的全面反攻,镇压劳工运动,国企的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规范;在第三世界,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各个国家被卷入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吞并中,变成新的附庸。 


这些左派挫折以及政治沉寂的格局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挥发剩余荷尔蒙的土壤。 这种剩余荷尔蒙最初浸透在西方的建筑、文学和表现艺术之中,最重要的是渗向了哲学内部,发散了后现代的千头万绪,最终止于多元主义(费拉)的沼泽中,也似乎成为白左政治正确肆意的一个源头。


当然,这里回归到了本文的重点(私活),对后现代哲学领域进行批判性梳理,以及来扒一扒后现代为什么费拉。 


除了对现代性的反叛,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是作为整个20世纪对语言迷恋的后果。20世纪的整体的语言学转向,无论从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尔,分析范式焦点都从思想理念转向了表达思想的语言,以及语言的结构。而到了某些后现代理论中,语言就变成了主体,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


说到后现代与语言学的渊源,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形式语言学的重要流派——结构主义。


这一流派是索绪尔所创建。索教授将语言的意义看成是一个功能系统,在功能系统内部,能指(负载着意义的单词和声像,比如“玫瑰”这个词)与所指(玫瑰的概念、意义)组成一个符号,但在索绪尔看来,能指和所指其实是任意的,玫瑰的叫法不是玫瑰的概念本身赋予我们的——在不同的语言里,它有着不一样的发音,发音和与其代表的东西本身是特定的社会实践中使用的(或者说语言游戏而来),也就是说,所谓的意义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再现系统的产物。 



结构主义自称是理性的、科学的,这种规划太整齐了,好像每一个文化都有确定不动的规则存在。但是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依旧是理性主义的傲慢。他要折叠索绪尔,由此产生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洞察在于,它表明意义不是符号内固定的,也不在它们所涉指的事物中,而是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生产的。德里达则更激进的认为,任何意义和身份都是暂时的,它从来不是穷尽一切的、毫无疏漏的,它总是能追溯到一个先前的差异的网络,并且还能再进一步追溯,那几乎有无限个意义的“零点”。这就是解构,像剥洋葱一样把意义剥离。  


在德里达看来,自从柏拉图以来,到康德、黑格尔,直到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已经形成了持续的逻各斯(理性)中心主义的魔障,逻各斯中心主义渴望一切事物的本质都会被再现于一个确定性观察的主体面前,我们渴望的寻求本质是一种诱惑,但事实上,理性的确定性是一个暴君,只能靠压制不确定性而存在,所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但是昭和、法西斯、纳粹的源头,也是西方文明的死结。


德里达在给之前每个哲学都扣了一顶理性中心主义的帽子,但他同样也收到一顶帽子,相对主义和反智。


下面简单举几个后现代主义者的几个理论特征例子。 


反本质主义。在德里达那里,本质向后无限地延迟,并由此突出了区分、差别,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现象与实在之二分的颠覆出发,把反本质主义归结为放弃事物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反对统一性、普遍性而肯定差异性、多元性。罗蒂说当代哲学的舞台就是以反本质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多元主义的汇合。 


建构论。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学核心思想“无差别的灵魂”概念之上。它剥离了人的种种外设,将“人”彻底解构,从此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不再是受外界影响的有机体,而是作为的“白纸一般的灵魂”。


以性别建构说为例,认为性别,性别取向,性别认同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分类。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生理性别),而是被文化习俗、性别分工共同建构起来,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后天获得的。性别取向亦然。 


权力。福柯展示了权力和知识(话语)是如何达成共谋关系的,在福柯看来,现代性的理性要求,这种知识的标准可以通过排除或使之丧失资格来定义他人,创造了疯子、犯罪以及那些偏离社会轨迹的种类,比如同性恋、黑人,因而权力在实践上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在这里我们引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权力观,权力不仅仅是经典的国家权力,它变得无处不在,弥散性的地在塑造着我们每个人,这强调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反抗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去政治化的。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们对于微观权力可以说是相当敏感的,这种玻璃心的微观生命政治推演到最后,恰如巴丢所吐槽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排斥一切权力,没有政治,那么政治只剩下有效的管理生命,最后内耗在自我发掘式的精神病创造上。)


 拒斥元叙事。所谓元叙事,就是被认定为是用各种各样政治的或者科学的方案合法化为普遍的真理,将真理编排进一个固定的语言结构,譬如马克思主义主导的阶级斗争的叙事,譬如自由主义追求个人自由与宪政民主的叙事……这些都是权力为自我合法化的神话,同时有赖于一个线性的、有目的的时间模型,而这种宏大叙事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向着一个长期理想化的目标去实现前进的。


在利奥塔的考察里,后现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宣布这些宏大叙事的凋零,接下来后现代主义者们忙着罗列宏大叙事的死亡名单:基督教救赎说、黑格尔式的精神、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纳粹的种族主义,当然,他们针对的主要对象还是共产主义。



     白左费拉主体 


那么,后现代主义凭什么去消解现代宏大叙事呢?


他们的主张是,用个体叙事,微观叙事去蚕食并解构了宏大叙事对历史与现状的绝对解释权。怎么做呢,调侃政治,消解权威,用颓废、荒诞、以及犬儒式的自白来和主流话语同归于尽,这样的斗争方式自然是非常费拉且唯心主义的,但却让后现代主义者乐此不疲。 



在80年代以后的全球资本主义胜利中,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也瞬间遭到打脸,宏大叙事从来没有消失,随着苏东巨变,共产主义叙事仿佛崩塌,又跳出了一个弗朗西斯·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讲述了市场在全球获胜的故事。元叙事并没有破除,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把它推到隐蔽之处,而它在那继续发挥着功效。


也不是说白左们不批判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但是这种基于语言学的批判以及政治正确有时候显得孱弱,举我朋友圈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后现代主义的言辞是危险的,因为它成功避免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资本权力的情境。 尽管如此,后现代理论还是展现出它有诱惑力的一点,在于它对于“他者”的长期关注,那些受压制的“他者的声音”(妇女、性少数、少数族裔、殖民地的各民族,甚至是动物,一只狗)。后现代主义者反感那种统一的声音擅自替那些他者发言的现代性启蒙的“帝国主义”,笔者可以想象一个马列主义者跑到后现代女权圈里去大谈特谈阶级立场而不谈身份政治,也许他会当成一个本质主义直男癌被丢出去2333。 


参考书目:

《后现代的状况》大卫·哈维

《后现代的起源》佩里·安德森

《后现代的幻象》伊格尔顿


文章来源:新潮沉思录

本文地址:https://wuxiareview.com/archives/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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