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赵皓阳:高考,社会公平的最后遮羞布和致幻剂



(一)无声的革命

公元581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称帝,随即废除了实行了三百余年之久的九品中正制,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先河。从此,我国历史告别了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岁月,进入了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家们吸取马克思阶级史观的养分,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战国、秦、汉——贵族地主阶级统治阶段;(2)魏晋南北朝——士族地主阶级统治阶段;(3)隋至清——庶族地主阶级统治阶段。字面意义来理解就好:贵族是看血统;士族除了血统,也要看门生、学徒、同乡、故吏;而庶族,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地主阶级。

 

科举制度的成熟与完善证明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帝国已经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确定统治阶级的方式——既不是靠血统、也不是靠门第,而是考试,看你的读书能力、文化能力。同为地主阶级,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和行政效率,成为了最适合帝国的统治阶级。

 

首先明确一点,就算是科举制,也跟最下层的农民没啥关系。这里不要用个例举例,茫茫两千年历史,肯定有不少中农、贫农让他们子女走上读书这条路的,但我说的是整体的趋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下损失一个男性劳动力而去读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往往是不可接受的,农民和地主压根就不会站在一个基准线上竞争。科举制度选拔的对象始终是地主阶级——庶族地主阶级。

 

毫无疑问,科举制度不但对于帝国来说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官员选拔方式,而通过给予庶族地主阶级执政的上升途径,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广大农村的控制。虽然对于农民来说压根谈不上公平平等一说,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为什么会这样是进步?原因很简单,这种进步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让更多的人获得上升机会,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社会,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再到现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福利制度和工会制度,特权阶层对于下层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是在不断减轻的。这要归功于下层人民不断地反抗和特权阶层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王”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江左夷吾”王导,王羲之王献之也属于这个“琅邪王氏”家族,被称为“南朝第一豪族”;这“谢”就是淝水之战力拒苻坚的谢安家族。王谢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而朱雀桥是他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史书记载“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巨室”。刘禹锡这首诗更多的可能是“折戟沉沙铁未销”的怀古之感,但无意中触及了中国社会的惊天巨变:王导、谢安这些世家大族的衰落,具有象征性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刘禹锡为代表的庶族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制,完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近代,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进步,当代学者研究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949-2002年中,所有学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并完成了著作《无声的革命》。

 

作者认为北大和苏大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作者将两校共约15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并加以分析。

 

作者研究发现: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


工农获得了大量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在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同时,女性获得了均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建国前的高等学校女性入学比例:

引用文中段落:


1964年毛泽东称:“时代不同了,男女有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这句话不仅变成“文化大革命”口号之一,也是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动力之一。因此,到“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男女平等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全国和北大的男女性别比都被降到了2:1左右,苏州大学在1976年前后更是达到了均衡的1:1。

 

然而在这样伟大革命之下,依旧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隐忧。比如近年来,工农子女辈出率极低,而干部子女远高于其他:


(二)遮羞布还是致幻剂


我们唯物主义者坚定地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高考,在很大程度上,无能为力。

 

先来看教育部的官方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moe_570/

1998年,全国小学生招生人数为2201万人。
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为
840万人。
2010年,全国本科招生人数为
351万人,专科招生人数为310万人

 

98年上小学的孩子10年高考,没有错吧?做个简单的数学题840/2210=38%,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同龄人中,有60%多的人压根就走不到高考改变命运这一步!

 

补充两个数据:2010年复读生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近年来估计复读生约占当年高考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河北、山东两地复读生比例可占到约五分之一),就说明录取人数中包括了将近一百万的复读生,所以这个数据会更加悲观。而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是28万人,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一个类似于“幸存者偏差”的错觉,我们身边都是大学生,都是城市家境较好的,平时老师威胁你就是:“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上河北大学”。而恰恰就是河北大学这种被我们嫌弃了高中三年的学校,也是一本高校。全国一本每年录取人数在50万-70万不等(因为有些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到艺术生、自主招生和小语种等所以会出现上下波动个),那么你一旦进入了一个一本大学,你也已经甩开了(60/2200=2.7%)97%的同龄人!虽然你觉得上一个普通的211压根就是被人碾压。

 

很惊人的数据是不是?我们总是习惯于看自己身前而忽略自己身后,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说,除了知乎这种“985遍地走,211不如狗”这种给人错觉的社区,我们还有广袤的土地,难以计数的县、镇、村,放开你们的眼界吧亲爱的们,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国。

 

我讲三个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第一个故事:我一个前辈,今年应该是三十八周岁,秦皇岛人,北京某著名理工高校毕业,先是在IBM工作,之后跳槽去BAT,2013年成了创业公司的合伙人,公司一路B轮C轮走过来前景光明。我去年跟他吃饭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小孩子上学的故事,他买了三套房子,市区一套旧房,郊区一套新房,山区一套别墅。市区买的一套旧房子就是花高价买的“学区房”,为了孩子上小学用,结果最近两年北京重点小学开始实行什么蛋疼的“摇号制度”(具体叫啥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热门的小学也不是你买了学区房就能上了,也要看运气),他孩子上学又成了问题。这位前辈直接找到校长那里,大致意思就是多少钱我们愿意给,总不能让孩子去上农民工小学吧。校长默默的拉开一个抽屉,说,你看这满满一抽屉的都是什么啊,都是条子。看这个,是XX市长批的条子,这个是XX副部长批的条子,这个是XXX的秘书批的条子,我这个校长难当啊,每年得得罪多少人。最后校长幽幽地说了一句:“北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领导。”

 

这是去年听他讲的事,现在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联系前辈问了一下他儿子的现状,征求他同意写在文章里。他儿子现在在昌平的一所国际小学读书(我看了一下名字好像就是当年那个因为空气污染见个大棚把操场罩起来的那个学校),打算初中就把他送到美国的私立精英学校去读。

 

在当今社会,想要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非富即贵

 

第二个故事:过年回家听家里人念叨,谁谁家孩子去了本市某初中,择校费9000元一个学期,可以理解为为上一个初中一年花两万左右。该中学是一所外国语学校,以每年相当多数量的小语种保送名额而著名。而小语种保送、自主招生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大家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家长只不过是用一年两万元的投资,在买孩子未来高考一条可能的捷径,或者高考失利直接出国,去个外国语学校也完全不亏。

 

那么我们要看了,一年近两万元的择校费,什么样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呢?根据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知乎网友王晗制作了家庭年收入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809313/answer/62418816


来看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即将数据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该数的数据占总体的比例达到时最终落到的数):

 

10%:3000元

20%:5200元

50%:20000元

80%:41500元

90%:50000元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月收入在4000元,你就已经属于全国收入top10%的人群了!哦不好意思,考虑到这是家庭收入,那我们再除以二吧。还要注意,这个CGSS的调查,不但考虑了工资、奖金,还吧地租、利息等因素都计算在内。

 

你如果是一个211学生,你已经甩开了中国99%的同龄人了;你如果月薪5000左右,你已经超越了中国90%的家庭了。我们的主观感受总会有偏差,然而统计数据不会说谎。

 

当然,我们会发现,月收入4000在北京这种地方基本是将将能够活下去的薪资水平,这又回到了我以前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割裂的社会,北上广浙等地属于发达国家,其他地区属于发展中国家。

 

回到本文,一年可以拿出两万元择校费供自己小孩念中学对的家庭,大致明白是什么水平了吧。

 

第三个故事:我老家在保定的一个县,每年过年都要回去看我奶奶。那边因为做皮革生意,确实算是非常富裕,所以这里农村的年轻人都不会去大城市打工,直接就去乡镇的皮革厂了。在华北农村,不只是我自己的老家,这是我了解到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会分一次班,初中初二升初三会分一次班。确切的说不是分班,而是合并,为什么,因为学生不够。农村的年轻人压根就不打算接受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还没毕业就纷纷迫不及待的去打工挣钱了。

 

还是那句话,因为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家庭原因、自身原因等等,我们同龄人中绝大多数压根就走不到高考这一步,何谈高考改变命运?

 

我老家的一个表妹,虚岁十八结婚,周岁也就十六,先办喜事年纪到了再领证是农村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大学毕业刚出来,跟我同龄的叔伯兄弟早就两个孩子满地跑了。我听说过的、见过的,老家农村里好多学习成绩不错的苗子,早早辍学打工,为什么,要养家啊。而当地的工厂能给到的待遇也确实比较优厚,计件工资,真要玩了命的干一个月大几千不是问题,但是早八点到晚八点十二个小时干活不打折。在农村乡镇,什么八小时工作制啊、禁用童工啊、法定节假日啊、环保标准啊,都是扯淡。村里面有真能读到大学的么?有。但是几年也就那么一两个。都是什么人才能安安稳稳读到大学呢,家里开工厂的,或者做皮革倒买倒卖生意挣了大钱的。

 

上面举的三个例子,分别是贵族(新贵)阶层、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受教育的现状,那么我们来看,作为被无数网民推崇备至的、能够实现上升通道的高考制度,真正的利用对象是哪个阶层呢?就是第二个事例里面的,中产家庭子女。真正的底层民众,绝大多数的人早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被挡在了高等教育之前了。

 

还是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资源的分化从最基础的小学教育、乃至于幼儿园就开始了,这个时候对于高考制度的过于纠结并无意义。

 

引用一下王伟宜先生的《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民办教育研究,2005 年第 4 期)的研究数据,注意,这是十年前的文章:

 

作者把社会阶层分为十类: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2、经理人员,3、私营企业主,4、专业技术人员,5、个体工商户,6、办事人员,7、商业服务业员工,8、产业工人,9、农业劳动者,10、城乡失业(半失业、无业)者。

 

作者抽样调查了 34 所高校,发放了 9000 份问卷,计算了这些阶层的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分别为:

 

3.93、2.52、5.93、2.67、2.37、0.84、0.51、0.76、0. 59、0.47。

 

辈出率最高的私营企业主阶层(5.93)是最低的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 12.6 倍,是工人阶层的 7.8 倍,农民阶层的 10 倍。

 

再来看王伟宜今年的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 7 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教育研究,2013 年第 7 期):

 

2000 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 2000 年达到了 43.6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 43.6 倍。

 

2010 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 30.1 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 30.1 倍。

 

据作者推测,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了出国,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这也同时呼应了第一部分《无声的革命》中的数据,证明了近几十年来,我们的阶层分化、阶级固化是在不断的加剧的。

 

网上同样有一种说法,是在攻击那些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家庭,大意就是高考是你们唯一能改变社会阶层的方式,你们还蠢不自知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大学,去个工厂打工然后下一代还是农民工。这种指责毫无疑问是不负责任的,首先农村教育资源压根就无法与城市教育资源相比较,付出同样努力的农村学生很可能与城市学生的高考分数天差地别。温家宝总理在去清华大学时候就感慨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甚至城市学生占到了90%。”

 


另外,读大学真的就能实现阶级晋升么?我知道网上这一种舆论的出发点,他们也有许多例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总结这些例子不难发现,真正实现阶级晋升的不是考入大学,而是考入清北这样的顶尖名校,再不济也要是一个专业领域拔尖的985。至少在我身边看来,无论是上一个一般211,还是香港、英国读一个速成硕士回来,找工作还是要靠父母的关系。我身边的同学,最多的就是回自己家所在城市,要么考个公务员,要么去银行,再不济也是事业单位,说句实在话,我要不是赶上互联网革命这波东风,再加上混迹社交网络比较久,我也得走这条路。而对于一无关系二无资本的底层大学生呢?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来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一项针对1200名接受过资助的贫困学子的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呈现“常态化贫困”趋势。从困难类型上看,父母双方均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双方务农(46.3%);32.3%的家庭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职业收入;另有6%的子女,从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经济支持。家庭供养率(家庭人口数与家庭劳动力数比值)高,平均值达到2.85,意味着1个劳动力要供养接近3个家庭人口。而致贫因素上,职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变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成为一种“常态化贫困”。在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

 

就在一周前,石家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冬季招聘会上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工资——2300元,虽然说石家庄没啥好学校但这对于一个省会城市来说,依然是一个很低的水准。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在农村蔓延的“读书无用论”:高考又竞争不过城市里的孩子,读一个三本大专出来,一个月工资两千出头,还不如上完小学就去打工呢!

 

教育资源在考高前就已经分化,就业渠道在高考后注定要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苛求弱小的高考制度去改变什么呢?

 

所谓高考捍卫社会公平一说,究竟是一块遮羞布,还是致幻剂?

 

那些认为高考是社会公平保障的朋友,我再多问一句,北京上海等地的名校,对本地生源招生,名额比外地其他省份要多多少?发达地区招生比例远高于其他落后地区,这就是你们所认为的正义?


更深入的,看上面干部子女、商人子女的重点大学入学率,高考,究竟是缓解了社会分化还是加剧了社会分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真正的公平

 

那些认为高考是社会公平保障的朋友,我再多问一句,北京上海等地的名校,对本地生源招生,名额比外地其他省份要多多少?发达地区招生比例远高于其他落后地区,这就是你们所认为的正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记者Yiqin Fu统计了各地考生考入清华北大几率的差异来源:http://daily.zhihu.com/story/7615718?utm_campaign=in_app_share&utm_medium=Android&utm_source=Evernote)

 

2015年,北京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概率是广东考生的 30 倍(10,000人中分别取 106.62 和 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倒数三名是广东、云南(3.79)、贵州(3.93):


我们就用金字塔最顶层的学校举例,北大清华是国家财政重点支持的大学,每年收到国家财政拨款40 亿以上的拨款最多(全国top2),且国家拨款占全部拨款的绝大多数,这是全国人民的税收,而不是北京市在养着,所以出现两地录取几率相差30倍的现象,是绝对严重的不公平。


即便是多维度来考量“公平”这个定义,高考也绝对不是如网络所吹嘘的“社会公平担当”,其制度还是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例如2016年九省统一试卷(全国1套卷)的考试,从成绩上来看,河北文科状元706分,2016年高考河北理科状元724分。那么以河北省为考量对比一下其他省份,山西文科状元634分,在河北省排名515名,山西理科状元696分,在河北省排名256名;安徽文科状元657分, 在河北省排名111名,安徽理科状元703分, 在河北省排名117名;福建文科状元651分, 在河北省排名185名,福建理科状元以701分, 在河北省排名145名;湖北文科状元652分, 在河北省排名172名,高考湖北理科状元707分, 在河北省排名65名;江西文科状元胡煜643分, 在河北省排名321名,江西理科状元700分, 在河北省排名157名……

 

由于各省录取率不同,这套具有极大地域差异的、从不公开其指定原理、又不宣布其修正流程、更不接受公众监督的高等教育考试录取制度,是一个对“公平”的极大挑战。复旦大学城市数据团假定了“全国统一录取率”,用“统一录取率下的各省211录取人数”减去“实际各省211被录取人数”,得到了“各省由于录取率不同而被辜负的考生数量”作者:团支书、高路拓、王宇鹏,地址: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k5MjM2NQ==&mid=2649990245&idx=1&sn=7427868fd4d51ca57e8210d8034cc11a&scene=1&srcid=0528VyS8jz9muM4GmknY0JAV#rd


可以看到,按比例来算,北京、上海确实是受高考政策优惠最大的地区。城市数据团的研究者们粗略地模拟了2000年以来的历届高考,得到了2个数字:新世纪以来,全国共有225万个孩子被不公平的高考制度剥夺了读一本的权利;有84万个孩子被剥夺了读211高校的权利。

 

抛开明面上的公平,更深入地来分析,看上面干部子女、商人子女的重点大学入学率,高考,究竟是缓解了社会分化还是加剧了社会分化?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网络上高考捍卫社会公平一说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试教育是一种可训练的技巧,只要做出大量的重复性训练、付出足够多的时间成本,就能考一个好成绩——你的回报是与你的努力成正比的。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如果说选拔制度用的是一个“重复训练即可获得”的技巧,因此它是公平的,那这个选拔选用应试的意义何在?为毛不去田里面考插秧,看看谁种的水稻最直,为毛不去工厂,看看谁拧的螺栓最紧,为毛不开一局dota,看看谁单位时间内的正反补数量最高?这些都是“通过不懈地努力和时间成本”就能获得的技巧啊。

 

我坚决反对应试教育是一种公平的选拔方式这种观点,因为——考试,也TM是要看天赋的。

 

我在第一章里讲过我高中的事情,还分析了一下我同学中的家庭成分。在差不多省城最好的高中最好的班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就是——成绩好的不用功,成绩差的最努力。相信我们听腻了这种故事,某某状元不写作业回家看电视,某某大神一节课都没听过随随便便竞赛获奖。必须要承认,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就是擅长考试。最蛋疼的是这时候老师还要给你灌毒鸡汤:“哎呀你不要看那谁谁谁不学习就考得好,人家是把老师上课的时间利用到了100%,所以课下轻松;你们上课只利用了20%,课下就是付出200%的努力也弥补不会来啊……”

 

在本书的下篇中,会讲到美国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再简明扼要的说一下其中心思想。就比如说,一个瘦子和一个壮汉一起搬砖,毫无疑问壮汉擅长于搬砖而瘦子弱于次,这时候瘦子付出了壮汉200%的努力,然而其工作成绩只有壮汉的1/2。在绩效工资的前提下,壮汉获得了瘦子两倍的工资。这时候罗尔斯就发问了,这是真正的公平吗?从结果来看是,但是怎么能体现出瘦子付出的200%努力呢?作者又进行了一些列哲♂学上的探讨,反正我告诉你们结论就行了,罗尔斯的观点是:“只有有利于最底层人民(弱者)利益的不平等,才能算是公正。”

 

同理,我真是玩命学了,但是我是真笨,凭什么那些为学习并没有付出很大努力的人上了北大清华了呢?更何况,真正理想的社会,选拔人才要多维度全方位,有人擅长这个、有人擅长那个,单纯的凭借应试教育合理么?

 

再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在2000——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学校减少速度远远高过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同时,农村小学的平均家校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的平均家校距离为34.94里。

 

一个据家三十多里去上学的农村孩子,跟一个遍布重点高中的城市孩子相比,高考对于他们来说公平么?

 

对于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奢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十二五”教育成就与“十三五”教育发展展望》报告中指出:一些城市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了“交齐五证”等要求,由于办齐这些证件对多数农民工家庭来说具有较大难度,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外来农民工子女排除在招生范围之外。有些地方规定“由制定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但指定接收农民工子女学校距离农民工工作地方较远,农民工子女根本不具备去上学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另外,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一些学校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化对待现象,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歧视。

 

贫穷是怎样影响教育机会的,网络红人“凤姐”在微博上讲述的自身经历就很有说服力:

必须要明确一点的是,改变命运的是教育,而不是高考。教育是根本,高考只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而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是否有理想的效率还要另论。现在有一种不安的舆论氛围就是过于神话高考,而忽略了背后整个教育的建设与改进。正像我一直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消除贫困、扶贫建设是根本,给所有人一个更平等的教育机会是枝干,而高考这种果实一类的东西,有了根本和枝干,剩下的就是瓜熟蒂落了。



(四)为谁哀叹

 

简单地认为高考是“社会公平的保证”、是“底层人民晋升社会阶级的重要通道”非但是错误的,更是有害的。过于神话高考制度,反而让更容易让我们忽略背后的贫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无法正视问题根本,就无法推动社会继续进步,无法寻找一个更科学、更合理、更进步的选拔制度。因此这种观点是有危害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穷人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高考了,这点我依然不认同。我们上面分析过,首先种种客观因素就能把大批的穷人挡在高考前,再看一下数据统计中农民、工人的辈出率。从概率上讲,我完全可以说“穷人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辛苦搬砖积累资本,然后做小生意慢慢发财”,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通过第二、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精确定位到,高考只是针对于某些特定阶层(中产阶级、小市民)中的特定群体(具有应试教育天赋的人)具有其“改变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的性质。而阿玛尼少年”的一句“不要让一张考卷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一石激起千层浪,究其所终,就是现在特权阶层连这个卑微的、渺小的上升通道都要掐断了。这最后一块的遮羞布也不要了,人民自然也不会喝下这杯致幻剂。

 

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李涛,2015)中,作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7岁时,杨光入读了本村村小——蜈村小学。作为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是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这位老师不会讲普通话,教学水平也不高。二年级时,蜈村小学因为县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而被撤并,杨光转到邻村的桥村小学读书,但该小学也仅有5名教师,其中3名还是民办教师。两年后,桥村小学在新一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转到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与杨光同村的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就近入学”的路子。在外省打工的父母坚决把他送到县城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尽管父母为此交纳不菲的学费,但张小理却在更优的环境中顺利成长。

 

目前已经初三的张小理尽管学习成绩不算突出,却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事实。

 

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就读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3年。

 

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多次的就近入学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的教学风格。同时,也因为进了教学质量并不好的各类农村学校,杨光在懵懵懂懂中,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

 

众所周知,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层级教育空间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差,反之亦然。所以,因为出生地、户口所在地、家庭条件等因素而被置于行政区划不同序列节点中的个体,会因为就近入学而被国家强迫性地分流到不同质量的学校就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个体能否在若干年后取得成功,并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程序。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所就读的学校,只会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底层再生产的功能,而很难成为其阶层上升流动的通道。

 

教育改变命运,对于最底层的贫民来说,往往是一个虚幻的梦。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0-17岁的儿童人口为2.79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0%,其中有55%的儿童生活在农村。有6成的农村儿童家庭没有自来水,近8成的农村儿童家庭没有抽水马桶与垃圾回收处,为了提高农村教学效率而实施的“撤点并校”,将散落在各村的中小学撤销,把学生集中到城镇中心学校,改善了教学质量,却也让边远地区的儿童上学更加遥远。作者:唐也钦,来源 DT财经: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81506644198744)这样的差距,在社会的角力场上会呈几何倍数放大。


我在与朋友们交流这个观点的时候,他们提出的保留意见大致如下:第一,高考既然是一种选拔制度,就必须分出优劣高低,这怎么在你口中成了不公平了呢?第二,即便高考有种种不足,但他依然是当下最公平的制度。第三,你扯了这么多,你能说出解决方法吗,你能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制度吗?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分出优劣高低就是不公平的,更不要说有70%的人都因为种种原因走不到高考这一步了。我一直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考只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途径、一种形而上的仪式,真正消除贫困才是根本。还记得几个月前热炒的新闻,广西一对十六岁的少年结婚么:

引用新闻原话:


新郎QQ空间的一篇日志提及,自己放弃学业去打工并未后悔,“不是我不爱上学,而是我知道自己就没有这个能力,继续勉强下去也只是徒劳的浪费时间和金钱,我的父母是农民,知道他们的钱是流血流汗挣出来的,我又怎能忍心去挥霍它们。”

 

第二,诚然,高考确实是当下最公平的选拔方式了,但是我们的诉求仅限于此么?我们难道不应当推动社会进步,去寻求一个更公平高效的选拔制度么?从世袭制到察举制、从九品中正到科举、再到建国后“无声的革命”我们不都是在不断地进步么,为什么老祖宗们都能锐意进取不断进步,为什么我们就要躺在一个所谓的“最公平制度”上烧高香呢?不去考虑贫困问题、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这样所谓的“最公平的制度”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外,高考改变命运,正如我前文所说,改变的跟过的是“适合应试教育”并且“考中顶尖高校”极少数人的命运,高考的回报在我看来跟广大普通学生的努力并不成正比,“你努力就能考好成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剂毒鸡汤而已。我只是认为无需过于神话高考,不能将除却高考以外的社会因素完全淡化。同时,更应该警惕,有一些权贵阶层为了维护本身的既得利益,连高考这一形式上的东西都想抛弃了,他们想更赤裸裸的维系自己的特权,近年来,诸如自主招生权重加大、校长推荐制、素质教育综合评分等制度,无一不是在高考制度上开的倒车。对于我们平民阶层来说,应当诉求更合理更科学更高效的选拔制度,同时反对特权阶层为了维护本集团特殊利益而开的倒车。

 

第三,我才疏智浅,对于解决方案当然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但我并不认为指出问题就是无意义的。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设立无一不是集精英智者反复推敲讨论的结果,而且很可能耗时数十上百年的进程,这样要求我在短短一万字的文章里就提出优于高考制度的替代方案,实在是太苛求我了。还是那句话,我并不认为指出问题就是无意义的,至少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社会的现状,能让更多的人为社会进步出一份力,我指出问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总而言之,我们为什么对当时“阿玛尼少年”不要用分数决定我们的命运等类似的言论所群情激愤?关键不在于高考制度如何,关键在于,依照现在社会发展的态势,我们除了科举制度还能如何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下九品中正、举孝廉、和世袭制了。


文章来源:大浪淘沙

本文地址:https://wuxiareview.com/archives/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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