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往事越千年丨中国历代政治改革与军事战争的关系分析(下)

改革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改革。

——题记



7、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与西北用兵

在上篇文章,我们了解到,范仲淹庆历新政能成功实施,是建立在对西夏用兵取得一定胜利的基础上的,范仲淹对西夏的步步蚕食和大顺城防御战的胜利,大大扭转了北宋在西夏战线上的恶劣形势。

在大顺城之战后的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西夏不得不和北宋议和,两国就此息兵,这次议和维持了两国之间长达20年的和平。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和北宋议和的时间是庆历四年,而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的开头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西北用兵不仅大大充实了范仲淹实行新政的政治资本,也给新政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条件。

直到这次议和的20年后,北宋边境才再一次燃起战火,然而那一次西夏攻击北宋,仿佛不死心般的,选了当年基建狂魔范仲淹建的大顺城做突破口,结果在范仲淹死后,西夏军队依然没有攻下大顺城,当时的西夏皇帝夏毅宗李谅祚,还在攻打大顺城的战役中受伤,一年后就去世了,因此,西夏不得不再次对北宋采取守势。

文武双全的范仲淹,真是天克西夏啊。

然而,相对于范仲淹在西北用兵上的亮眼表现,后来的变法者王安石,却是表现惨淡,可以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由胜利的西北用兵而宣告开始,王安石的熙丰变法,因失败的西北用兵而宣告终结。

是的,这里就让我们看下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的西北之战。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为改变北宋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改革运动。

实际上,变法的执行者虽然是王安石,主持人却一直是宋神宗。

因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了强烈反对,前期,由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在台前主持,后期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元丰一年,宋神宗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主持变法。

而导致新法最终失败的直接原因,不是地主官僚集团的强烈反扑,而是北宋在西北的惨痛的先胜后败。

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颇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即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经济和政治,却在军事上。

变法一开始,宋朝军事改革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军事改革就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西北军镇是王安石变法的“特区”,西北军队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士兵的作战素质和将领素质也随着变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为宋朝打造出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

荆公崛起,毅然变法,首汰冗兵,立置将保甲之法,以搜军实,严节浮费,多开税源,以裕财政。

——吕思勉

遗憾的是,这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竟然先胜后败。

北宋熙宁六年,即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对外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捷,是北宋对外战争最辉煌的战绩。

熙河开边示意图

后人对这次王安石变法后取得的重大战争胜利,感叹不尽。

南宋人赞道: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宋史私评》

元朝颜习斋赞道:宋几振矣!

王安石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元  颜习斋

近代吕思勉赞道:此实宋势最有起色之时也。

熙河之役,辟地万里,跋扈不臣之夏人,至此遂首尾受敌,终至介辽人以乞和,此实宋势最有起色之时也。

——近代  吕思勉

今人却是标题党,取了这样的标题:

而且,不得不提的是,苏轼那首开豪放派先河的《江城子 密州出猎》,其历史背景,就是熙河开边。

熙河开边,拓地千里,北宋举国上下振奋不已,身在密州的苏轼更是豪情大发,大有从军报国之感的写下了那首名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里的“西北望,射天狼”,讲的就是北宋对西夏的熙河大捷。

王安石果然厉害,实行的新法在充实国库提高军力后,取得了空前的熙河大捷,一时间,北宋对西夏战略优势明显,竟然看到了一举消灭西夏政权的可能性。

而这次王安石的熙河开边,也和商鞅的河西之战一样,成为了改革最好的宣言书和助推器。

王韶取得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

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北宋经略河湟吐蕃民族政策研究》

是的,北宋的熙河开边和商鞅的河西之战,是如此的相象,两次成功的对外战争,都对改革产生了保驾护航的正面效果。

然而,当年商鞅在河西之战后并没有追求扩大战争,而是和魏国讲和,回到秦国继续推进二次变法,而北宋不一样,宋神宗在熙河开边后,认为一举消灭西夏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为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犯了后来一系列战略冒进的错误。

北宋元丰四年,已有巨大战略优势的北宋,趁西夏国内发生内乱,果断出动五路大军,全军总计35万人,民夫20万,全加在一起是56万人,这是宋朝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气势空前,宋神宗要的就是一战定乾坤,一战灭西夏!

宋神宗画像

然而,这次北宋以举国之力,倾变法之财,来的这次惊天豪赌,没能赌赢。

这场五路伐夏的大战中,北宋前期势不可挡,一路杀到了西夏国都,北宋眼看着就要灭亡西夏了,然而,宋朝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五路大军各自为战,且为了争夺军功而贻误了军机,而后西夏人趁北宋深入作战切断了宋军粮草补给线,并开挖黄河水淹宋军,宋军尸横片野,惨败而归。

战后统计,宋朝各路损失,高达30万军民,是倾国而来,倾国而败。

当时,随军西征的诗人张舜民,亲历了北宋军队的惨败,他写了两首《西征》诗,其中一句是:

青铜峡里韦州路

十去从军九不回。

就因为写了两首西征纪实的诗,张舜民在战后被贬。

五路伐夏,倾国而来,倾国而败,史料记载,宋神宗在半夜听到前线惨败消息后,起身绕床榻环行,彻夜不能入寐,忧愤成疾。

然而,宋神宗并不甘心灵州战败,他依然念念不忘灭夏的复兴目标,没有罢兵的打算。

元丰四年,五路伐夏,北宋损失30万军民,元丰五年,北宋在战略要地横山筑城,城名永乐,西夏闻报,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然而,宋神宗的永乐城防御战,没能复制范仲淹大顺城防御战的胜利,不到一个月,永乐城破,北宋二十万军民全部阵亡。

王安石在的时候,熙河开边,拓地千里,北宋为之一振,然而,当宋神宗自己走向前台主持大局时,却连续在西北经历了两场惨败。

元丰四年,五路伐夏,阵亡军民40万,元丰五年,永乐城破,阵亡军民20万,至于军费支出,更是个天文数字,北宋财政陷入更加困弊的局面。

这样的打击,对锐意进取,志在复兴的宋神宗来说,是致命的。

当永乐城破的消息传来时,宋神宗“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史料记载,宋神宗竟然在朝堂大会上当众大哭:

上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

痛哭流涕的宋神宗,在朝会上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朕知边臣不足任,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

在接连受到西北惨败的打击下,宋神宗忧愤不已,疾病渐深,三年后就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八岁。

宋神宗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常像精神病人一样的自言自语,史料记载,他自言自语的那句话是:

“朕好孤寒……”

唉,宋之神宗,明之崇祯。

而随着宋神宗的去世,王安石留下来的新法,也寿终正寝了。

是的,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后,国力大振,取得了熙河开边这一北宋最辉煌的战争成绩,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然而,后期因冒进策略,北宋也有了阵亡60万军民这一最惨痛的教训,举国上下为之震荡,保守派更借此对变法群起而攻之,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又抱恨而逝,北宋形势渐好的新法改革,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当年王安石胜利的熙河开边,心怀报国的苏轼写下了《江城子 密州出猎》,而据学者考证,后来宋神宗的元丰惨败,忧国忧民的苏轼,迸发出了另一篇名作。

宋神宗对西北用兵,贬谪在外的东坡对西北一直非常关心,曾写信问友人:“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等到败讯传来,东坡悲愤交加,但身为罪臣的他,不敢有所议论,怕被人借机陷害,因此苏轼只能借着酬和友人张舜民诗作的机会哀悼阵亡将士:

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

(就是写“十去从军九不回”而被贬的西征诗人张舜民,他是苏轼的好友)

而后,苏轼游赤壁,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水,联想到西北战争中被黄河吞噬的三十多万将士民众,苏轼更加感慨,挥毫写下名篇《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把宋师惨败的原因,归结为“时无英雄”,面对严峻的西北局势,他渴望北宋有如三国周郎那样的豪杰人物来扭转乾坤。

是的,范仲淹的《渔家傲》和大顺城防御战有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则和庆历新政有关,而苏轼的《密州出猎》和熙河开边有关,苏轼的《赤壁怀古》则和灵州大败有关,这些你我都耳熟能详的文学名篇,实际上和当时的国家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更别说建安七子每人的诗作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文心雕龙》表达了作者的文学政治标准,而唐朝杜甫直接就是“诗史”之称,连隐世桃源的陶渊明都和九品中正制有关,就是当下薄熙来也填过《沁园春》,当然,岱岱也填过《沁园春》。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读诗,亦如读史,只有把这些文学名篇的历史背景弄明白,才能更好的体会作者蕴含的个人感情和其散发的时代精神,而现在学校的老师,在教孩子这些文学名篇的时候,常常是单纯的就诗论诗,没能拓展诗歌文学的内涵,也开发不了孩子对历史的兴趣,这点是很可惜的,陆游教育孩子,就说过: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文学是一个很讲究综合素养的专业,要想写好诗歌写好小说,不仅要看诗歌、小说,更要看历史,甚至哲学。

好了,不谈诗歌,聊回改革。

北宋在西北,先胜后败,导致变法难以进行,这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可见,改革需要的战争,必然是胜利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为改革与战争的联动性,因保守势力的反动性,很有可能,一场失败的战争就能导致改革的夭折。

故曰:“兵者,国家大事,不可不察也。”

这里,我们就不禁想到了商鞅的睿智,他在河西之战中并未和魏国硬拼,而是讲和,回到秦国继续二次变法,如果宋神宗在取得熙河大捷后能稳扎稳打,深化改革,沉淀国力,继续对西夏进行蚕食战略,宋夏胜负,未可料也。

我们还可以再联想到雍正的案例。

雍正即位后要刷新吏治,也面临着青海叛乱的格局,而接替大将军王十四爷的年羹尧,很好的平定了青海叛乱,一场胜仗给雍正刷新吏治提供了军事保证,如果那时年羹尧在青海大败,那么就正如《雍正大帝》里所说的那样了:

雍正抬起头来,注视着窗外,又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说:

“眼下,西边正要开战,年羹尧已经开赴前线,开仗就要有粮,就要增捐加赋,这捐赋要靠各地官员来收,粮饷要靠各省督抚去办……

唉,难哪!朕知道,如今的朝堂里,有不少人在盼望着这次出兵打个大败仗!打得全国一片大乱,百姓衣食无所!皇族里头,父子兄弟闹家务,也闹得越大、越乱,才越趁了他们的心!

可是,朕不上当,绝不上这个当!朕要稳住前线,稳住朝局,一定得把全国治理好,治理成太平盛世!

王安石变法因西北用兵的惨败而直接夭折,雍正刷新吏治因年羹尧的青海胜利而成功启动,这两个案例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样的定理:

一场失败的战争,就能导致改革的夭折。

所以,武统台湾之战,对我们而言,是

是的,必!胜!


8、明朝,张居正改革与戚继光平倭 

这一章张居正改革和对外战争的关系分析,很类似范仲淹那一章。

是的,改革需要一定程度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张居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就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张居正时期的大明,东南有倭寇,北方有鞑靼,东北有女真,明朝国家安全隐患深重,然而张居正知人善用,明智的扶持了名将戚继光和李成梁,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使大明金瓯无缺。

史料记载,戚继光南征北战、剿灭倭寇的20年,正是一代名相张居正当国之时,两者关系密切,甚至戚继光还送过美女给张居正,而张居正的提拔与赏识给戚继光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戚继光成功的实现了他的理想——“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在北部,张居正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在张居正执政的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在东北女真方面,张居正信任李成梁主持大局,而李成梁也不负众望,终李成梁时代,东北女真被大明修理的叫一个惨,史料记载:“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另外在岭南,张居正先后任殷正茂和凌云翼为两广军备提督,先后领兵剿灭了广东惠州府、潮州府的的叛乱分子,岭表悉定。

可以说,在张居正当政的时期,明朝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这一切,是张居正亮眼的功绩,他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奠定了外部的和平环境条件,在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几乎被完全废除,他个人的评价也极度恶化,差点成为“乱臣贼子”的代名词,然而万历末年严峻的国家边患和张居正时期四夷宾服的强烈对比,让明朝士人不得不重新评价张居正。

当时的明朝人是这样感念张居正的:

“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

“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是的,聚焦点都在“国防安全”上,可见,张居正在处理边患方面,的确是没得黑。

然而,和商鞅“人死政存”不一样的是,张居正改革在他死后就“人亡政息”了,何也?

两者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商鞅留下了保卫改革的政治力量,而张居正却没有留下保卫改革的政治力量。

商鞅分两次变法,在第一次变法中就进行了军功爵位制,受商鞅新法影响,秦国贵族无军功就要被开除属籍,而平民百姓甚至奴隶只要有军功多纳粮,都能得到封爵,都能有政治上通途径,导致秦国“民之见战者,如饿狼之见肉。”

商鞅不仅大大提高了秦国新军的战斗力,更是用制度在秦国新军里培育了一大批“起于卒伍”的将领,如白起,白起出身秦国白氏,是落魄贵族,然而得益于商鞅新法的军功爵位制,白起靠战功一路从士兵做起,历任各级军官,最后做到了将军,可以说,秦国新军虽然都是老秦人,但新军将领是商鞅变法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拥护变法的。

秦国杀死商鞅后,如果选择废除新法,废除军功爵位制,那军队里一批平民出身的将领,就要被打回原形了,平民士兵也再无出头之日。

秦国枪杆子对改革的拥护,是商鞅“人死政存”的最大保障之一。

而张居正虽然安定了明朝边患,但是张居正只是知人善任,并没有进行军事改革。而在文官系统里,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实行“考成法”,“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是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以此提高行政效率,他并没有进行官员晋升制度的改革——估计他也没法去进行官员晋升制度的改革,因为这是要改革科举制的啊。

而张居正其他的那些改革措施,则聚焦在国家财政方面,如“一条鞭”和丈量天下土地,这些都是肥了国库、累了官员、苦了地主的政策,和张居正站在一起的,只有部分理想主义官员,没有一个齐心的改革利益集团。

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受益的是国家主体,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如商鞅那般培育出一个拥护改革的利益集团,于是,在万历翻脸之后,无人制止万历废除张居正改革,无人制止张居正的人死政息。

改革是在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情况下,进行的利益重新分配,相当于梁山好汉重新排位子。

改革能做到的,不是换掉位子,而是换掉位子上的人。

张居正虽然用边境的安宁换来了改革的稳定进行,然而他还是没在军队、在文官里留下,能为改革保驾护航的改革利益集团。

从这点来说,任何重大的改革都不能规避军队改革,因为军队改革既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组成部分又能在全局上更好的保障改革的进行。

前者如商鞅变法中的秦国新军,后者如小平改开中的杨家将、山东帮。

从张居正“人亡政息”和商鞅“人死政存”的鲜明对比中,我们能得出这一点:

战争是对军队最好的检验,军队是对改革最好的护航。



算了算,还有两章节

9、清末,洋务运动与甲午海战

10、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中越战争

又是未完待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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