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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往事越千年丨中国历代政治改革与军事战争的关系分析(中)



4、汉武帝中央集权与北伐匈奴

在历史上,秦始皇和汉武帝功过几乎如出一辙,在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上,汉武和始皇也几乎一样。

这是始皇和汉武关于改革的有趣比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废除分封诸侯制,设立郡县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削弱郡国并行制,实行推恩令。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秦始皇依法治国,并迁徙各地大户到关内。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汉武帝外儒内法,并迁徙各地大户到茂陵。

为了经济管控,秦始皇整合货币,度一量衡

为了经济管控,汉武帝盐铁官营,币制改革。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这一点,顾颉刚在《中国历史众生相》中精辟的指出: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

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

而在进行对内大改革的同时,两人都发动了规模宏大时间持久的对外战争。

秦始皇,南平百越,北击匈奴。

汉武帝,北伐匈奴,吞并朝鲜。

如上章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一样:

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汉武帝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战争,才发动了一系列加强集权增加国力的激进改革,而汉朝也因为常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民生凋敝,生灵涂炭,海内沸腾,以至于史学界有“宁为文景犬,不做汉武人”的说法。

武帝末年,天下户口锐减一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内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大汉到了濒临亡国的境地,汉武帝的改革自然无以为继。

于是,在晚年,武帝下《罪己诏》,放弃了激进的改革措施,重新启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示要与人民修生养息。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第一个罪己诏

可见,改革和战争是关系十分微妙的两者。

一方面,战争能推进改革的深入,然而一方面,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正统士人司马光,也因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批判汉武帝:

孝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清朝有个叫吴裕垂的哥们,读通鉴的时候看到司马光这样的评价,他忍不住地写道: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

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哥们说的就很打脸了:

“你司马光是北宋人,你们北宋是啥样的我知道,叫量中华之物力,结夷狄之欢心,不顾百姓死活也要苟且偷生的嘛,然而最后你们北宋还不是被金国灭了,而且成了南宋后,竟然还要和金人议和。

汉武帝把匈奴、百越、高丽打的落花流水,打出了中华天威,北宋却被蛮夷欺负成这样,北宋人有什么资格议论汉武帝啊?你司马光想搞大新闻,把汉武帝批判一番,真是图样图森破。”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汉武帝的那几代人的使命,主要就是消除匈奴的威胁,给后世留下一个安全的地缘环境。

这是汉武帝晚年对卫青讲的一段话,透露了他的心声: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参考下匈奴被汉朝赶到欧洲后罗马的灭亡,如果没有武帝对匈奴的胜利战争,毁灭的也许就不是罗马,而是西汉了,而五胡乱华这千年最血腥黑暗的时代惨剧,也将提前在神州大地上演。

汉初时,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围了七天七夜,差点把命丢在那里,靠送礼给单于老婆才得以逃脱。汉朝可以说是被匈奴打的没脾气,呼匈奴人为“天之骄子”,对匈奴说尽好话。匈奴单于曾写了封求爱信给刘邦的老婆吕后,信中极尽调侃戏谑之语,这样辱国辱己的大事发生在吕后头上,然而一向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吕后却不敢对匈奴发怒,只能委曲求全地给匈奴单于回信,称自己是老太婆配不上。而汉人投靠匈奴的更是不绝如缕,如韩王信、燕王卢绾等。

只能这么说,当时汉人还没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

所以,如果没有武帝,如果五胡乱华提前上演,那时没有树立起足够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的汉族,很有可能将湮灭在五胡乱华的血泊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如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开篇词所言,汉武帝的功绩,真的是千秋万代: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

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能有评语如此,何愧千古一帝?

当然,这篇文章主体是改革与战争,我们也要在汉武帝身上,吸取这样的教训:

一方面,胜利的战争能推进改革的深入。

另一方面,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



5、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柔然战争

如果说秦皇汉武的案例告诉我们,改革很难在扩大化的战争下进行,那么北魏孝文帝的案例则告诉我们,有时候,战争很难在激进化的改革下善后。

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雄主,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推动了鲜卑族的汉化,有效促进了五胡乱华后的民族大融合,而他最大的政治败笔,就是这一系列汉化改革,埋下了北魏灭亡的种子。

五胡乱华也好,南北朝时期也罢,北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民族矛盾。

而孝文帝身为鲜卑族人,主动向先进的汉文化靠拢,以“全盘汉化”为根本宗旨,旗帜鲜明的推动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1、鲜卑族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和汉人通婚。

2、北魏故都平城,鲜卑族发祥地,孝文帝迁都汉文化氛围浓厚的洛阳。

3、实行汉族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带头汉化鲜卑贵族。

孝文帝这一系列态度鲜明的改革,有效的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弥合了民族矛盾,增强了国力,但也埋下了北魏灭亡的祸根。

北魏的汉化改革虽得汉族人心,然而却不得部分鲜卑族军人民心,史料记载,北魏洛阳禁军,羽林虎贲军,在六镇起义之前就发动过反对汉人的首都兵变。

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 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

遂便持火掳掠道……棰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烟火中……远近闻见,莫不惋骇。

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

是的,北魏首都,天子脚下,禁军里的鲜卑族军人竟然兵变!

在光天化日之下烧死汉人官员,而皇帝事后还不敢追究禁军的违法,几千人的暴乱,官方仅仅杀了8个人就糊弄交差了!

这八个人,估计是中国史上最早的临时工。

陈寅恪在《六镇问题》上,对洛阳兵变和六镇起义的内在关系,写的很明白:

在洛阳犹如此,在边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须知北魏的禁军和六镇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以夏变夷',遂至崇文鄙武, 把武人排斥在清途之外。

洛阳羽林虎贲起来发难,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

那么问题来了,洛阳兵变后的六镇起兵是什么事情?

北魏的北方有柔然,作为国防最前线,北魏在北方设立了北方六镇,六镇人士是鲜卑贵族,是职业军人。

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拱卫洛阳和对南朝作战,北方将原本部署在六镇的精兵猛将抽调南下,也没有对六镇进行兵员补充,导致六镇防务日益衰败。

本来六镇将士是豪族大户子弟向往的从戎军区,类似今天的北京王牌军38军,孝文帝迁都后,六镇地位大大下降,发配的罪犯成了镇将镇兵,镇民素质变得参差不齐,38军变成了地方城管

而孝文帝又推行汉化,南迁洛阳的鲜卑大贵族与汉族门阀合流,留在北方的鲜卑军民日益边缘化,加上财政紧张,六镇的经济支持也不断减少。

公元523年,柔然趁六镇边防空虚之际,率部南下劫掠,六镇兵民无力抵抗,损失惨重,民不聊生,纷纷请求边镇开仓放粮。

然而,当时怀荒镇镇将叫于景的,本是在洛阳的鲜卑贵族,因得罪权臣被才被贬六镇,他素来瞧不起六镇兵民,竟然拒绝开仓放粮。

愤怒的军民杀了于景夫妇,打开粮仓分粮,而后,苦大仇深的六镇兵民宣布起兵反抗朝廷,开后世关陇集团先河的六镇起义,由此爆发。

柔然入侵六镇,本是单纯的一起边地军事防御战,然而因为洛阳鲜卑对边镇将士的蔑视,因六镇将士对洛阳政权的不满,因战后六镇极度恶化的不稳定态势,柔然入侵后,六镇却爆发了针对北魏的军事起义。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起义,这是职业军人的起义。

北魏陶武士俑

六镇起义后,关陇、河北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北魏统治濒临崩溃,一帮猛人乘六镇起义崛起,最后,尔朱荣、宇文泰、高欢等人联手埋葬了北魏政权。

可以这么说,柔然一次小小的六镇战争,打断了北魏的历史进程。

嗯,估计柔然也懵逼了:

我就是来六镇装下逼的,怎么北魏就嗝屁了?

估计北魏也懵逼了:

打你们六镇的是柔然啊,你们不去找柔然报仇,怎么找中央报仇了?

无他,只能说,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北魏反汉化集团与汉化集团的矛盾,无法调解,以至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强大的反对势力。

所以柔然对六镇一次正常不过的军事行动,成了苦大仇深的六镇起义导火索,北魏从地方到中央都产生联动,国家政权瞬间岌岌可危。

陈寅恪指出六镇不找柔然报仇找中央报仇的原因:

自魏初起,六镇军人的贵族成分是一直保持下来的……他们震惊自己真的成为府户了,不仅仕宦、复除从此绝望,而且将永远被人贱视。

六镇……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被当作弃儿,社会地位降低,变成低下阶级府户,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篇文章里,陈寅恪用这样一句断语做结尾:

六镇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

岱岱给六镇将士们,想了这么一个起兵口号:

冤有头!债有主!不找柔然找政府!

是的,六镇起义是北魏反汉化集团与汉化集团的矛盾激化的后果 ,六镇就是反汉化的保守势力大本营,后来从六镇出身的尔朱荣,高欢等人,皆是鲜卑色彩浓厚的军阀,他们掌权后奉行的是与孝文帝截然不同的鲜卑化政策。

从管仲商鞅改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改革是有利于增强国力的,而增强国力是有利于发动战争的,然而,在孝文帝的案例中,却截然相反。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增强了北魏国力,却大大损害了六镇鲜军人的既得利益,虽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然而六镇军人依然反汉化。

(试想下,如果中国深化改革后收复了台湾,这将大大损害了台湾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虽然两岸迎来了统一,然而台湾岛上依然将残留很大的台独势力。)

孝文帝汉化改革后,中央禁军有反汉化集团,地方边镇有反汉化集团。

(深化改革和收复台湾后,大陆有反对深化改革的政治势力,台湾有残留的台独势力。)

而后,反汉化集团发力,洛阳禁卫军发动暴乱,六镇将士爆发起义,北魏各地反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势力纷纷起义,反过来打断了北魏既定的改革路线。

(试想,如果台湾和香港一样,回归后不消停,两天一小闹三天一大闹,甚至出现社会暴乱,那么台湾依然将极大的消耗大陆的精力与资源。

并且,回归后的台湾发生社会动乱,把不稳定因素传导到国内社会将更加方便,此时,不仅国内的反动政治势力,还有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都极有可能趁台湾大乱而对北京中央进行反攻清算。)

就如同旧文,《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里写到的那样:

港灿的例子已在眼前,弯弯的未来可以预见。

大陆收回台湾后,台湾经济如果和香港一样扶不起,没能得到有效振兴,那么台湾民心绝对会动摇,隐性台独的根深蒂固和西方势力的策动,类似香港占中事件在台湾将屡见不鲜,届时中国将十分被动,虽然在地缘上是收了燕云十六州,但在政治上绝对是抱上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政治炸弹。

当年六镇起义的炸弹一响,北魏国内反动势力纷纷响应,最后,北魏这艘大船被炸沉。

如果未来台湾这个政治炸弹一响,中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响应的话,中国这艘大船会如何呢?

嗯,当年是打完六镇的柔然懵逼:

我就是来六镇装下逼的,怎么北魏就嗝屁了?

未来会不会轮到发生动乱的台湾懵逼:

我就是向大陆装下逼的,怎么中共就嗝屁了?

我们已经从孝文帝改革的案例中意识到,战争后的地区,不稳定因素极多,特别是该地区有着深厚社会矛盾时,爆发严重危机并进行危机传导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处矛盾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全局性危机,为了保卫改革的胜利果实,必要也必须对战后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维稳工作。

由此,我们得出这么一条改革和战争的关系:

要想改革成功推进,就必然要求战争的胜利,也必然要求战争后的维稳。

最后,还是提一下岱岱在旧文中,那句不是“建议”的“建议”:

大陆武统台湾后,台湾军队战死的人,也许还没大陆治理台湾搞死的人多。




6、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与西夏战争

这一章就很简洁了。

因为上面几个案例,都是改革和战争同时进行,或者先改革后战争,而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却是先有战争,后有改革。

换言之,是北宋在西夏战争的失败,催熟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发生的时间,是北宋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期间西北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国,与北宋的关系彻底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宋军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大败,而后,以文御武的北宋朝廷,派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工作。

没想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范仲淹,不仅是文章好手,还是军事大家。

古者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了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后,范仲淹确定了针对西夏的全面战略,即:

定、守、局。

范仲淹认为,要和西夏打仗,就要以经济为后盾,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改制,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西夏国力,逐步反攻。

范仲淹开启了基建狂魔模式,不断的在前线修筑城池,然后开始封堵夏宋边境,以堡寨相连,步步推进,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

(千年之后,蒋介石对红军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用的就是类似范仲淹的堡垒战术。)

范仲淹尤为可贵的是,他对边疆其他少数民族是坦诚相待,慷慨优惠,严明赏罚,成功分化了敌人,使其归顺宋朝以孤立西夏,巩固了边防。

对西夏人来说,范仲淹就像个铁头乌龟一下,无处下口,然而,范仲淹没有一直采取防守态势。

在经过精密策划后,范仲淹密令部队偷袭西夏,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随后他本人也引军出发,深入西夏军防地,然后,行军终了,范仲淹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   

是的,建筑工具早已先备好了,10天,只花了10天,范仲淹就建了一座有堡寨呼应的新城,一个坚固的战略体系。

新城名为“大顺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孤城,

西夏听到基建狂魔范仲淹,仅用十天就建好一座城,而且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建好的,西夏立即发兵攻打之。然而这座十天建成的新城却坚固异常,没被西夏攻破,西夏损失惨重,不得已率兵退回。   

此后,西夏再也不敢进犯范仲淹了,他们对基建狂魔范仲淹闻风丧胆,称他是:

“范老头胸中有数万甲兵。”

(是数万工程兵吧……)

大顺城一战后,经历大败的北宋,在西夏战线上终于站稳了脚跟。

而这座10天建成的大顺城,也树立起了它高大的历史形象。

甘肃庆阳,大顺城遗址

然而,真正让大顺城载入史册的,还是范仲淹的一首词。

西夏一战过后,范仲淹曾故地重游,去大顺城视察,当时他览物起兴,感于往事,于是,在大顺城头,范仲淹挥毫写就了这首名词: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岱岱想,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瓜友,都应该会背诵这首词的。

虽然范仲淹没有灭亡西夏,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但是,在范仲淹既定的策略下,北宋形成了对西夏的战略优势,开始了对西夏的步步蚕食。

而当时西夏由于国力损耗,最终向宋朝议和,西北迎来一段时间的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赢得了他政治变革的机遇。

主持西夏战事,很快转危为安,范仲淹在北宋威望高涨,受到皇帝和朝臣的一致推崇,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于是,范被调回中央,并升任参知政事,在皇帝的支持下,主持了后来的庆历新政。

虽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重重打压下,仅仅进行了一年就宣告失败,然而他开了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后世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而范仲淹先主持西夏战争后主持庆历新政的案例,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就范仲淹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在西北用兵的成功表现,就算北宋后来实行改革,估计也不是范仲淹来主持了。

这也是为什么商鞅打河西之战,要亲自率军原因。

搞房地产要资金充足,搞改革要政治资本充足。

更重要的是,就北宋朝廷而言,如果西夏边境不宁,战争威胁严重,那么北宋想搞改革也是有心无力的。

这就像人先要有生存权,然后再讲发展权一样的。

就像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理念,要先有和平,才能谈发展,先有邻居苏联的解体,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转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条结论:

实施改革,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外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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