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卧龙”、“凤雏”的比较分析

上两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卧龙王先生和凤雏刘先生的思想,从政宣与经济方面梳理两位大才,那么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件有趣的事——

将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放在一起,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出身比较

卧龙王先生,出生求学的地点,一直都在上海,但他的籍贯,其实是山东莱州。

王先生的父母都是山东的南下干部,关于山东南下干部的描述,之前的山东系列《胶东崛起之谜》一文里,已经讲的很多了。

以山东人为主的南下干部接管了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这批人在南方各省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南方厅局级干部,很多都是南下老干部的后代。

坊间流传的“山东干部走四方”,诚不欺人也。

当然,卧龙先生是普通的干部家庭,而在那个年代,我们干部的素质,是普遍很高的,《人民的名义》里有这么一句话:“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

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山东两口子,南下到上海后,怀着对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与对上海未来美好的向往,给新生的孩子取了这么一个寄托着希望的名字:

“氵户……宁……”

抱着娃娃的两位山东小两口,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将对上海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

与普通干部家庭出身的王不一样,刘的父亲,是高级干部,其父刘植岩曾任云南省委常委,西南局组织部长,后因涉及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凤雏刘读书在北京101中学,101中学作为高级干部子弟、烈士孤儿学校,主席侄子和曾山儿子都曾在这里上学。

值得一提的是,101中学的足球氛围很浓厚,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足球的学生。嗯,刘的同学某人,就曾是101中学的校队球员。

凤雏刘17岁就去上山下乡,到吉林当知青,后来入军进厂上大学——妥妥的工农兵学完美经历。

卧龙王的读书生涯比较清静,王的青春,虽然也正逢文革和上山下乡,但王性格内向,体弱多病,没去当红卫兵,反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在时代的喧嚣急躁中,做起了一枚安静的美男子,如他后来所言:

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对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1978年,刘经过社会基层充分的历练后,进入了人民大学经济管理系深造,在未毕业前和任志强有过交集,一篇出色的研究报告,让刘成为80年代的万元户。

同是1978年,王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书,为改开后中国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这段时期的他比刘更幸运,不是物质上的万元户,而是遇到了同窗的妻子。

另外,那时的复旦,王师从的是《资本论》权威陈其人教授,那时刘所在的人大,被社会誉为“第二党校”。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二、职业生涯的比较

求学经历结束后,工农兵学履历完美的凤雏刘,进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此后一路拾阶而上,历任计委政策司,国家信息中心,中央财经办等含金量高的部门,成为体制内学者型官员的典范。

同是毕业后,卧龙王选择了继续“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妻子双双留任复旦教书育人,勤奋研究,后成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才名远播,被上海一批官员所激赏。

1995年,卧龙从上海来到北京,任职于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由学转政,然而英雄并未风云际会,95年,凤雏不在北京而在美国,正就读于哈佛大学管理学院。

好似命运的玩笑,两人在1995年擦肩而过。

好似命运的伏笔,两人在20年后并肩前行。


三、学术思想的比较

关于这方面,终于能稍微放开点写了。


1、凤雏刘——坚定的改革派,实用的市场派

凤雏刘先生的标签最醒目的,莫过于这三个字——“改革派”。

他早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里就公开表示过,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的成绩,要归功于“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并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将继续,未来的改革也将加快”,如今在达沃斯更明确表示:“全面放开金融”,“中国改革力度会超过国际预期。”

这一明确态度让很多人担心凤雏先生的屁股问题,以至于将其归类成“海归派”、“自由市场主义者”,甚至“西化论者”。

这样的评价对刘不太合适,也不太公平——要知道,那些真正的“市场主义者”和“海归派”,是并不认可刘先生啊。

1988年,中国开始价格闯关,通货膨胀严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信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的中国海归派们,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要求中国政府控制信贷,严把货币水龙头,中国政府在调控早期也的确实采取了这一措施。

1988年,通货膨胀,人民哄抢

然而当时的刘鹤持截然不同的意见,他敢冒天下大不韪地指出,西方大师弗里德曼的那一套不适应中国国情:

货币主义的幻想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刘不主张单纯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反,他的解决方案是:“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因为“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并提议将当时其他的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承担发展基础产业,另一块加速商业银行转化。

刘和那帮人杠上了。

然而后面的发展,我们都知道。11988年,中国改开有史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改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治理整顿,最后的结果是,第一次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

这里摘录一段话,来自88年年末,中央民主生活会上,时任总理李鹏的一段话:

看来改革不能搞目标模式,正确与否要看是否发展生产力,看能否稳定局势。

以后不能只听那些既没有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的意见了。

——李鹏《市场与调控——经济日记》

如果把李鹏的那段话放出来分析,既有工农兵学完整履历,又有丰富部门历练的刘,绝不会是那些“既没实践经验,又不了解国情的理论家”,他呼吁全面放开金融,是想倒逼中国改革步伐,打破金融垄断(目前如火如荼的金融反腐即是此主题),而且他高干家庭出身,政治觉悟有先天加分,之前他说过这么一段话: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

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中国必须长期关注的三个问题》

所以,即使刘先生信奉市场机制,想以放开市场来倒逼改革,但他不会盲目信奉市场原教旨,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家斯宾塞,就是这样评价他的:

“刘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

相比当年证监会的海归派连文件都全是英文,导致小川被元老痛批的故事,刘先生的文章不卖弄学术名词,不迷信数学模型,的确很接地气了。

所以岱岱评价他是“坚定的改革派,实用的市场派”。

另外提几句,刘当年几次呼吁的政策性银行,在后来得到了中央的践行。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1994年,还只是产业政策司副司长的他,已然一言兴邦。

当然,他因为重大决策参与人的身份定位,所以讲话和文章都比较宏观,不会涉及具体措施做法,这样看起来很“假大空”。

这也是没办法的,政治规矩就是这样,参与顶层设计的人,不被允许对外公布具体措施细则。就如同小川行长只会告诉你小心“明斯基时刻”,刘先生也只能告诉你“未来改革力度会超过预期”,连刘士余被问到呼之欲出的“野蛮人”时,也是卖萌的说一句:“如果告诉你们野蛮人是谁,我下一步还怎么干活啊?”

是吧,他们这种位置的人,如果和那些股吧论坛里的大神一样,写文章手把手教你怎么炒房炒股

——那他们“还怎么干活啊”。


2、说不清道不明的王先生

与刘先生相比,王先生就更让人看不透了,透过眼镜片看他的眼睛,无喜无悲,整个人不苟言笑,冷面相视,一片深不可测。

如此重要位置,如此深不可测,让世人对他的揣测不绝如缕。

有的左派说,复旦当年很开放,他研究的又是西方那一套,喝的洋墨水,肯定是右派的代表。

他们也许不知道,他曾签名反对89年运动,而且还被人亲眼看到出席左派聚会。

有的右派说,他当年首创的理论被概括提炼为“新权威主义”,他就是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为强权吆喝的人。

他们也许不知道,曾有人拿着他文章问他为什么不标题“新权威主义”,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王,以超乎年龄的政治成熟说到:“共产党只会承认一个主义。”

有的国外人士说,中国政坛就是一个大染缸,里面没一个干净的,特别是他浸淫这么多年,肯定不干净。

他们也许不知道,何新在和王接触后,兴奋的说道:“王先生真是出淤泥而不染!

有的国内民众说,读书人都是书生气,不食人间烟火,清高的要命,一个比一个矫情。

他们也许不知道,秘书局的人曾这么说过:“这些领导人里,最难伺候的是谁我不敢说,最好伺候的就是王。”

有的体制人士说,读书人百无一用,在幕后写写文章还行,做事是不要指望的了。

他们也许不知道,“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正是王。

世人看他,纷纷扰扰,你一言我一语,赞美与诋毁齐飞。

他自不动,悠悠然然,治大国平天下,宁静共淡薄一色。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人生,也许对于王先生而言,他比较遗憾的两件事,一个是婚姻,另一个就是学术了,他曾对来访的学生说过:“掉进海里之后,最不可心的事情、最大的缺憾,就是再不能以个人名义对外公开发表观点了。”

从这点上看,已发表两百多篇论文的刘先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学术自由,这无疑是比王先生幸运的。

毕竟,历史成就了王,历史也限制了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理论权威,如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都是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后进行的笔杆子转型,而王完全没有ZZ根基,30多岁从学者转入政坛。而且即使是胡邓于等人,也止步董事会,没有进入长老会。

这样的起步基础,这样的政治上限,不仅翻遍天朝史他是第一个,就是翻遍二十四史,他也是数得着的那几个人。所以,政治生命的如此成功,的确剥夺了他学术生命的可能。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好的,那我们该如何给卧龙王先生一个定义呢?思来想去,还是用他经常说的那句话做定义吧:

“我,就是读书人。”


四、小结

又到总结的时候了。

上面之所以将两位先生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并不是出于好玩有趣,而是因为政治与经济不可能分开,我们需要两者结合来从大局上把握趋势。

卧龙与凤雏,生逢其时,更逢其主,现在两位马上要各就各位,某人对中国的顶层设计,就更加明确了。

卧龙:“新权威主义”

凤雏:“全面对外开放”

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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