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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从九鼎到传国玉玺,再到为人民服务,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这是昨晚在群聊里讲的内容,今天整理下,发一篇文章。


即从九鼎到传国玉玺,再到“为人民服务”,中国上下四千多年的政治史中执政合法性的变迁过程。




1、大禹九鼎


九鼎是夏商周王权的象征,是中华文明的无价之宝。


学术界里一般对九鼎的定义,是九鼎王权象征的概念。一方面,大禹以一鼎象征一州,再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


另一方面,因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任何文明的早期都是宗教文明,都是神秘主义,祭祀是国家大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更是为了祭祀大业。


《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


九鼎还有一个被学术界忽略的意义,即象征着大禹拥有对九州诸侯的贡税权。


如旧文所提:


上古时代的夏商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三个朝代的税收制度大同小异,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大禹开创的“九州贡法”。


《尚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


各地诸侯的土地按距离王城的远近,划分为“甸、侯、 绥、要 、荒”等五服,按不同的要求向王朝提供实物、特产、劳役、军役等,比如我们熟知的大禹九鼎,其制作材料就是九州的诸侯进贡给大禹的,而大禹之所以在鼎上刻各州的地形山川和奇珍异物,并不是为了美观好看,而是为了厘清各地诸侯的土地情况,和明确进献奇珍异物的朝贡标准。


——《从历史纵向漫谈中国的税收机制》



是的,各地诸侯该进贡多少东西,看看鼎上他们地方有多大就知道了,各个诸侯该进贡什么东西,看看鼎上他们是什么特产就知道了。


(夏商周一脉相承的都是“九州贡法”,如取代商朝的周部落,就是专门给商朝进贡人牲的,周武王姬发讨伐商纣王的一个理由,就是商纣王废除人牲活祭,违反祖制)


从这点意义上看,九鼎就是实物版的夏朝“贡法”税单,彰显了中央王朝对九州诸侯的征税权力,表明九州诸侯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关系。


古人的智慧,厉害吧。



两河文明的汉莫拉比法典是公元前十八世纪,为实物版的法律汇编。


中华的大禹九鼎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为实物版的贡法税单。


东西方文明交相辉映。


总结一下,大禹铸造九鼎,一是通过掌握祭祀大权,彰显君权神授,另一即是通过九鼎使税单实体化,彰显中央王朝对九州诸侯的征税权力,表明九州诸侯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关系。


一言以蔽之,九鼎,就是夏商周三代用来证明统治合法性的象征。





二、传国玉玺


九鼎可谓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无价之宝,然而,这样的神器,很可能已经被销毁了。


按理来说,统一六国的秦国,是九鼎的继承人,各种史料也记载过九鼎入秦,那么为什么岱岱说九鼎会被秦国销毁呢?



第一件事,是九鼎压死过一个秦王。


是的,秦国秦武王,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喜好跟人比角力,秦武王四年(前307年),武王进东周都城,见九鼎大喜,与大力士比举鼎,结果九鼎脱手,砸断胫骨,到了晚上,秦武王气绝而亡,年仅23岁。


秦武王的死法很有意思,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秦武王的名字更有意思,叫嬴荡。



第二件事,是秦国在运送九鼎的过程中,遗失了一个鼎。


《汉书》曾记载,公元前327年,秦国运送九鼎回关中,一个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泗水中进行打捞,但仍然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九鼎是夏商周一脉相承的神物,是统治合法性的象征, 可是九鼎却和秦国如此不对付,在神秘主义盛行的古代,九鼎压死过一个秦王,本已是大凶之兆,又遗失了一个鼎,九鼎缺一,更无法象征天下归于一统。


可以说,正是因为九鼎和秦国如此的不搭嘎,秦国已经无法再用九鼎来象征秦国的统治合法性了。


所以,九鼎对夏商周是无价的神物,对秦国却是大大凶兆。


九鼎仿佛真如上天之意志般,带有灵性,压死一个秦王还丢了一个,根本不承认秦国的统治合法性。



岱岱认为,剩下的那八个鼎,大家不要抱有幻想,不要认为未来发掘秦始皇陵后能看到九鼎,很大可能,秦始皇早就销毁了那八个鼎…………


传承夏商周千年之久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秦始皇给销毁了,在当时无疑将暴露天命对秦国的不承认,和秦国统治者的心虚,六国初平,天下未定,人心浮动,将对秦国统治大为不利。


所以,秦国肯定没有进行公开销毁,肯定封闭了信息,所以史料才对九鼎的下落如此语焉不详。


那么问题来了,在君权神授的古代,夏商周一直是用九鼎来代表他的统治合法性,如今秦国是不可能用九鼎来当这一象征的了,那么秦国该如何弥补统治合法性的空白呢?


是的,大家猜猜……


岱岱想,很多人已经猜到了秦始皇用来取代九鼎的宝物了。


是的,就是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含义是:


(既然)(我)受天命,当(了)皇帝;(就)应该使黎民长寿、国运永久昌盛


玉玺,就是秦国用来证明“皇权天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没有九鼎对秦国的不合作,就没有传国玉玺的横空出席。




有意思的是,九鼎的实际作用,是中央王朝进行祭祀大典的用品,也是“九州贡法”的实体化代表,因此,九鼎表明,夏商周三代是典型的神权政治,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限。


更有意思的是,传国玉玺虽然也有君权神授的内涵,但它的实际作用,是皇帝用来圣旨盖章的,盖着玉玺的圣旨能从中央传达到九州任何地方,其背后的根基是与分封制截然不同的郡县制。


因此,玉玺表明,秦朝是在神犬政治下实行的中央大一统制度,是有别于分封制的郡县制,中央对地方控制更加强力。


九鼎和玉玺同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但这些差别宣告了中华文明一个跨时代的进步,宣告了中华文明从九鼎象征着的夏商周部落分封制时代,进化到玉玺象征的大一统郡县制时代。


九鼎和玉玺,是中华文明两个不同时代的最高象征。






三、新中国的九鼎玉玺


一个王国一个国家的建立,就必须有其统治合法性,夏商周选择了九鼎作一象征,秦汉唐选择了传国玉玺做这一象征,那么进入现代国家的新中国,其统治合法性,或者说执政合法性,将用什么来象征呢?


是的,我们的dang,执政合法性是哪呢?


这个问题,毛泽东很早就思考过了。


1949年3月,天下将定,,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说:“我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这么说道: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段著名的对话,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


不论是夏商周还是秦汉唐,都是君权神授,所以统治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天命理论上,无论九鼎玉玺皆然。


而新中国是君权民授,所以执政党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人民理论上。


毛泽东为了让dang时刻不忘这一教诲,不断自我鞭策,特意将新中国的九鼎玉玺,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


这就是新中国的九鼎玉玺:



毛泽东告诉我们:


更让人不得不服的是,毛泽东不仅将“为人民服务”定为执政党的最大目标,更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来不断应对时代的变化。


是的,大家还记得大会上影响很深刻的那句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而实际上,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没提“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说法的这是苏联的想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后,还说社会有矛盾,不是不“和谐”吗?


而毛泽东的想法很实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说了,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能消灭矛盾了?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逻辑很清晰:


执政党要有执政合法性——要想执政合法就要为人民服务——怎样算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就要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取得人民拥护——取得人民拥护执政党才有执政合法性


于是,我们看到,在将“为人民服务”定为新中国的九鼎玉玺后,毛泽东用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来不断诠释时代的重点工作。


1、建国前夕的主要矛盾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


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正是基于对国内国外主要矛盾的判断,当时的工作中心是国内进行三大改造,国外进行外交一边倒。


2、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


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问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正是基于对这两条主要矛盾的判断,当时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和大跃进的工业化。


3、文ge时期的主要矛盾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正是基于对主要矛盾的判断,dang的工作中心依然是文ge,中国依然“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4、改开时期的主要矛盾


1978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正是基于对这主要矛盾的判断,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国的工作中心,这一论述自1981年起,36年未发生改变。


5、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十九大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正是基于对这主要矛盾的判断,国家的工作中心,成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主要矛盾提出的大概流程


先实事求是分析——提出主要矛盾——进行工作中心的转变


如改开,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提出主要矛盾转变,进而工作中心转为为经济建设。


如新时代,是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然后提出主要矛盾的转变,然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高频词。



“社会主要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创举。


毛泽东没有简单的把“为人民服务”钦定为新中国的九鼎玉玺,他知道,这一口号过于空泛笼统,于是,毛泽东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矛盾既然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发展的,那么在每个时期都实事求是的提出该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然后再将工作中心放在解决主要矛盾上,解决好主要矛盾就是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就能证明执政合法性。


前苏联是没有社会主要矛盾一说的,所以苏联的党,之所以自我鞭策力不够,自我净化能力不足,也是因为在没有在思想上绷紧那根弦。







岱岱很喜欢那句话:


“当政治加上想象力,就成了 艺术……”


九鼎是大禹的政治艺术创造,是夏商周的统治合法性象征。


传国玉玺是秦始皇的政治艺术创造,是秦汉唐的统治合法性象征。


而“为人民服务”,则是毛泽东的政治艺术创造,是wodang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来源。


九鼎的材料,是九州诸侯进贡的青铜。


玉玺的材料,是名满天下的和氏璧。


而“为人民服务”的材料,则是群众路线和社会主要矛盾论。


从夏商周的九鼎,到秦汉唐的玉玺,再到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君权神授进化成了君权民授,部落分封制也进化成中央郡县制,再进化成现代国家制。


可以说,新中国的九鼎玉玺,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铸就的九鼎玉玺。


如果说九鼎上面刻着的是九州的山川河流,那么我们新中国的九鼎,刻着的则是纹路清晰的群众路线。


如果说传国玉玺上刻的字是神圣庄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么我们新中国的玉玺上,则刻着更加神圣庄严的“为人民服务”。



历史看起来是一团乱麻,实际上,其本质永远不变,其演化奥妙无比。


从大禹九鼎到传国玉玺,再到“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你不知道的事。






昨晚喝了小酒,嘀咕而至深夜,今日整理成文,最后送上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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