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中国经济三板斧丨产业政策、城市化、开放倒逼改革

这几年经济不好,国家把从西方的救市良方研究个遍,一开始是院里学克林顿,搞扶持高新产业的大众创新,接着是央行学弗里德曼,搞货币供给大放水,然后是学于西方的权威人士,模仿里根经济学的供给侧改革。


可是国家搞完一圈后发现,还是自己独创的房地产土地财政,用的最熟络。


——旧文《卧看千山急雨来丨与你我利益攸关的房地产税》





今天这篇文章,讲讲中国经济。


每个人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对未来战略方向的预测,都不尽相同,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而比较客观和直接的方法,就是了解顶层设计,了解那些把握中国经济战略方向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而他,就是那位权威人士,也是我们判断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剖析人物。


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乃至人生经历,和这三点,有很深的联系。


了解这三点,也许我们能对他为中国经济做的顶层设计,补充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




1、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对现在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词汇。


其概念为:


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国家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


产业政策,对他而言,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词汇。


当时36岁的他,正是因为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得到当时院里领导的器重,因此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


在计委的黄金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产业政策,并推行全国。


产业政策,成了他上半生的工作中心,也成了他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深刻烙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989年发表的《我国产业政策的整体思路》,到1994年发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及政策选择》,再到2000年发表的《发展IT业要形成自己的标准》,再到2012年发表的《把握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他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可谓是岁深月久,炉火纯青。


更令人不得不服气的是,他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不仅有宏观的方向把握,也不仅有微观的实施细则,更有现实的成功案例。


当时他大力提议将当时其他的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承担发展基础产业,另一块加速商业银行转化。


另外提几句,他当年几次呼吁的政策性银行,在后来得到了国家的践行。1994年,在他的大力呼吁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


1994年,还只是产业政策司副司长的他,已然一言兴邦。


——旧文《卧龙凤雏的比较分析》


可以说,如果要评出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第一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的获奖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所说的公共政策就是指产业政策,而他后来去西方进修时,所受的最大影响,也是和他工作主旋律高度契合的公共政策。


他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学界有言,过去的产业政策所关注的目标大都在产业本身,例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鼓励支持特定产业战略性发展,但是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到来,产业政策的公共政策性质会越来越浓厚,对于失业、不平等、供需平衡等连锁问题的关注可能会成为政策的主要观测点。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进修,在大大契合这一转变的同时,也大大深化了产业政策对他的烙印。


产业政策是比较强调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的,所以, 当今学术界那些将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主义信奉者们,就对产业政策大加攻击,有人提出了

“市场经济没有产业政策”的批判,对此,他只是笑而不语。


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家斯宾塞,对他的评价很精准:


刘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


吃瓜群众的岱岱,对他的评价很简约


“坚定的改革派,实用的市场派”


讲了这么多产业政策对他经济主张的深刻烙印,和对人生的重要影响,大家对国家这几年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有另一种理解了。



于是,我们看到:


产业政策铭刻半生,供给改革横空出世。


于是,我们也看到,在以产业政策为主旋律的供给侧改革的开局之年,一场围绕产业政策的大辩论,诡异的悄然来临。



很多人都八卦关心央行和财政部的那场撕逼,其实那场撕逼虽然热闹,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16年的这场辩论,才是大场面。



16年的这场辩论,很重要,很重要。


有多重要,担任主持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这样隐晦说道: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讨论,甚至会载入历史。




然而16年早已过去,那次辩论渐渐淹灭于时光长河里。


幸甚……




二、城市化


产业政策,对他对中国而言,都是个很深的烙印,与此对应的,还有“城市化”。


参考以下文字: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


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


——《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将释放出巨大投资消费需求潜力,同时城市化的格局形态将出现新的变化,最主要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将会形成若干新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的经济分工和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也将十分明显。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以及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中独生子女比重的上升,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将大幅度提升,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和形成的消费需求将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扩大全球稀缺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



城市化趋势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物理特征,是解决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由比较利益驱动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创造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巨大……据测算,中国城市人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将增加1.4个百分点,直接带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


——《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



以城市化为主要线索和依据,在逐步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引导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国际化,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中国与世界经济应对长期衰退风险》


他对城市化的表述很多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结来说,他认为:


1、城市化是解决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


2、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源泉。


3、城市化是引导升级经济结构的正确选择


所以,他一如既往的笃定这样的认识:


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


——《中国城市化的全球地位和均衡模式》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房地产也是城市化的核心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在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围绕房地产的去库存,名列其中。



2年过去了,去库存大致完成。


于是,在“涨价去库存”完成后,进入下一阶段。


在选择城市化模式上,长期以来存在“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论争。


小城镇众多,形成了生产供给产业群,但是其发展空间受到资源生态成本上升、国际市场萎靡的限制。特大城市分工相对充分,创造较多净需求,但其发展受到现存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医疗、土地、交通资源配置的限制。


这是特大城市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困境。


——《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


《建议》提出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的发展模式。


“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如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所创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和OECD国家提出的网络城市构想)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


——《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




可以预料,在这轮基建大放水的助力下,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进程,将更快实现。


只是有点可惜:


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


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


——2016年《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





三、开放倒逼改革


“产业政策”、“城市化”,是他经济思想体系里很鲜明的两大理论标签,从国家这几年实行的供给侧改革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能明显的看出。


接下来,就是另一大理论标签了:开放倒逼改革。


早在1994年,任计委产业政策副司长时,他就鲜明的提出:


“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本含义是:利用开放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新技术,尽可能利用国际合作的形式在关键几个产业特别是设备制造业加以吸纳、转换和扩散,尽早形成开发和生产实力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素质”。


对于开放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他认为需要协调国内与国外利益,但反对保护主义,他在上述论文中指出,


(保护主义主义)不但在国际上已经过时,在中国也难以为继。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凡是被保护的‘重点产业’,不但护不住,反而走向衰落,而开放经营的产业则出现了新的生机。彩电、冰箱、自行车的案例已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国际化的办法促进我国关键产业的高度化,是顺应潮流的明智办法,也是效益最好的办法。”


其后,他一直践行改革与开放的两条主线。


然而,后面遇到了一些情况。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如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

一些国有企业及其支持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聚集到报告发布会现场示威,散发传单,以示抗议示威者认为,报告中国企“所有权多元化”、政府“后退”的提法,实际上是主张国企私有化,并将质疑的矛头指向国研中心的一把手。

冲突的最后,建议的改革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对此,刘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

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相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

“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当“开放倒逼改革”的操作思路成型后,我们看到:






从“产业政策”和“城市化”这两大理论标签,对他工作的影响之深来看,“开放倒逼改革”这一操作理念,也会在他工作中,扮演很重要的戏份。


不管是即将到来与美国的第二轮谈判,是否会有超出国际预期的对外开放的战略筹码,还是在资金外流叠加货币贬值带来的新型双螺旋式金融危机风险下,金融反腐和金融开放将如何取得动态平衡,亦或是国企双百行动和央企改革的大力提速下,如汽车、交通等国资大行业是否有更大规模的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入场,我们都可以预见,“倒逼机制”,可能,也必然,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操作选项。





文章小结



“产业政策”、“城市化”,和“开放倒逼改革”,他经济思想体系里三大鲜明的理论标签和操作理念,至此总结完毕。


最后,用他那几段话做总结陈词吧:


大量车辆堵在交通隧道之内后,驾车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车辆缓慢有序前进,就不会产生混乱;但如果车辆完全无法移动,甚至出现交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相信会出现变化,就会失去耐心。


因此,理性对待‘堵车现象’,保持秩序并逐步改变现状,是社会宽容度的‘天花板’。”


这就是赫希曼的“隧道效应”。


…………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人民群众能够对当前增长态势充分理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


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前景,又要正视眼下的困难,一方面坚定信心,顶住压力,一方面积极应对,抢抓机遇。


一言以蔽之:





本文地址:https://wuxiareview.com/archives/3981/






  应广大网友要求,特开了个公众号防失联,有想法和建议可以在公众号留言。

微信扫一扫关注“武侠评论”(微信内直接长按二维码)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武侠评论 » 岱岱:中国经济三板斧丨产业政策、城市化、开放倒逼改革

评论 抢沙发

文章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