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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通吃岛:国学、汉服与《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前段时间,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个自诩的致力于“复兴国学”的人。他二人二十出头的年纪,170左右的身高,一人白净,一人黝黑,说是要去北京参加什么国学什么汉服大会。

 

不巧得很,我手头正放着那本著名的,传闻为巴金所著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事实上这只是谣传)。给大家展示前几页的节选


  

 

就是这么一本书。在喜欢国学的人面前,看这个明显不合适 。


刚想悄悄收起来,却被这两个国学复兴卫士瞧见。他二人当即借过来翻阅,然后就变得颇为愤怒,问我为什么要看这种荒谬恶心的书。

 

我不想惹事,只说自己对cultural revolution的历史比较感兴趣,然后随口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书荒谬恶心。

 

那个白脸的说,这是污蔑孔子,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编造事实,云云。

 

我立刻问道,哪里编造事实了?

 

黑脸的回答,这还用问?全是胡编乱造,就是为了污蔑孔子,没一句是真的。

 

可是,事实却是,这本书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依据的。

 

孔子确实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主动参加季孙氏的宴会,去了以后也确实被阳虎以“我们根本没请你”为由挡了出来(“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此事记载在《史记》中。

 

除此之外《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还记录了孔子和阳虎的多次交集。

 

比如阳虎后来执政鲁国后,请孔子出来做官。可是孔子认为阳虎出身平民,执政不合乎礼,且阳虎大力提拔底层,执政方法也不合乎礼。他不想为这种不合乎礼的人工作,因此一直推脱而不见阳虎。

 

有次二人刚巧在路上碰到,阳虎就问:“一个人明明有能力,却听任国家迷乱,这能算作是‘仁’吗?”


孔子说,不能。


阳虎又问:“一个人想要从事政事却屡屡错失机会,这能称作是‘智’吗?”


孔子说,不能。


阳虎又问:“岁月不断流逝,时间可是不等人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说:好的,我要去做官了。

 

(这段经历就记录在《论语 阳货》中,原文如下:“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虽然阳虎请过孔子,但孔子仍然一直不喜欢他。后来阳虎到晋国,投靠赵简子,二人都主张以法家思想治国,因此阳虎得到重用。孔子听闻评价:“赵氏其世有乱乎!”可结果赵氏非但没乱,反而通过改革成为霸主。这些事记录于《韩非子》。

 

书中还提到的,晏子反对齐景公任用孔子的事,也是事实。而且史书上记录的晏婴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更加鞭辟入里: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 孔子世家》)

 

大意是说,这些儒生满口仁义道德,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自视甚高,不能让他们干实事;崇尚丧葬礼仪,耗费巨资搞葬礼,我们不能让这个成为国家的风俗;四处游说乞求高官厚禄,不能用这样的人治国。先贤死后,周王朝已经衰落,礼崩乐坏不知道多少年了。现在孔子要恢复这些穿着打扮、举手投足、尊卑上下等等礼节。这种繁文缛节,几辈子都学不完,穷尽一生也研究不透。这可不是治国的好办法。

 

晏婴的这段批评相当精彩,直接挪过来批判当下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也是刀刀见血。满口皿煮滋油;眼高手低;在各个国家之间摇尾乞怜;龟缩在象牙塔里面搞出一大堆细致的、却与现实毫不相关的研究……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本《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并没有胡编乱造,他所选的每一个材料都有严格的史实依据。

 

当我把这些内容说给那二位国学复兴者,并且小心地问,您二位肯定比我了解孔子,您说这本书纯属瞎编乱造,是不是学术界已经证明以上的史记、韩非子、论语中记录的历史都是假的?

 

他二人有半分钟没说话,而后那个面皮白净的同学开口了:“我们喜欢国学,喜欢的是它的思想,是它的内涵。某些人驳不倒国学的思想,就去抹黑圣贤,对圣贤进行道德攻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他们这么说,我也顾不得怕“惹麻烦”了,从书包里拿出另一本书:北大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所作的《论语批注》,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说,这个书没有抹黑圣贤,是直接评价圣贤的作品和思想,您看看怎么样?

 

他二人接过书,越翻越气,开始喘粗气,指着封面骂这书的作者,说工农兵学员,果然没文化,果然人性扭曲,果然节操丧尽。

 

我赶忙问,哪里扭曲了?这书的解读有那些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对方重新翻开书看内容,又是半晌无语,然后又开始冷笑。又是那个白净面皮的开口:

 

通篇胡说八道,竟然也能够自圆其说。那个年代的洗脑技术果然强大。

 

这时,我觉得实在没有继续交流的必要了,于是打着哈哈把书收了起来。

 

天龙八部里,我最喜欢的段落是乔峰在聚贤庄的大战。乔峰一边动拳脚,一边又舌战群豪,把武林中名门正派高手大侠的虚伪扒了个干干净净:

 

乔峰挥拳拆格,朗声说道:“你们说我是契丹人,那么乔三槐老公公和老婆婆,便不是我的父母了。莫说这两位老人家我生平敬爱有加,绝无加害之意,就算是我杀的,又怎能加我‘杀父、杀母’的罪名?玄苦大师是我受业恩师,少林派倘若承认玄苦大师是我师父,乔某便算是少林弟子,各位这等围攻一个少林弟子,所为何来?”

 

玄寂哼了一声,说道:“强辞夺理,居然也能自圆其说。”


乔峰说道:“若能自圆其说,那就不是强辞夺理了。你们如不当我是少林弟子,那么这‘杀师’二字罪名,便加不到我的头上。常言道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想杀我,光明磊落的出手便了,何必加上许多不能自圆其说、强辞夺理的罪名?”

 

究竟谁最讲“政治挂帅”?究竟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究竟谁为了政治正确而瞎编乱造罔顾事实?你是契丹人,你的一切就都是错的,你就是扭曲的,你的理论即使论据充分逻辑清晰,那也只能是“强辞夺理,居然也能自圆其说”。

 

我虽然不完全同意《论语批注》里的观点,但它翻译部分十分严谨,批判部分虽然情感色彩强烈,但也是言必有据。事实上,这本书中的批判理论的学术价值非常高。它并不是什么政治扭曲的产物,而是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批评理论一脉相承的。

 

当时文艺批评理论的特点是把对象具体化。用张麻子的话讲就是,“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阶级社会中,只有属于某一阶级的人性”

 

有朋自远方来,什么朋?酒肉朋友,改革阶层的党羽,这些人自远方来也是孔子赞赏的吗?

 

学而时习之,学什么?习什么?让弟子们每天学种地喂猪,孔子乐意吗?

 

人不知而不愠,什么人?所有人不知,孔子都保持同样的心态吗?

 

孔子写这些话的时候,也必然是有所指。孔子所处的时代、生活的环境与现代人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想要理解孔子所说的话,就得回到他的时代,回到他的语境下去解读。可后世的一些研究者总喜欢把它抽象化格言化,剥离语境搞成一种泛指,仿佛所有时候、对所有人都这样。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的极端,就是《XX论语心得》这样的心灵鸡汤。

 

举个例子。熟悉我的读者可能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公众号、知乎等)从不与人争吵撕逼。很多时候,那些人压根没看懂我说什么,甚至根本没看完我写的什么,就在评论区乱喷,这是键盘政治家们的常态,可是我一次都没发怒,没和他们吵过。偶尔进一步解释一下自己的观点,大多数时候不予理会就是了。

 

这么看,起码在网上,我可以算作“不愠”吧?(这发音咋听着这么别扭)

 

原因也很简单。有的人说你是为你好,或者只是一时误解,这样的话等他情绪过去了解释清楚就行了,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

 

有的人喷你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或者有啥过节,对这种人生气也没用,反而正中其下怀。

 

咦,这么看,我算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了?

 

当然不是。

 

我对第一种人的心理活动是,“哎,误会,等下解释吧”

 

对第二种人的心理活动是,“呵呵,傻逼,懒得理你”

 

我相信,孔子的“不愠”肯定不包括“傻逼,懒得理你”。

 

那么他这个“人不知”是什么人,也一定是有所指的。这本《论语批注》给的解释是“执政者不任用自己”,也是一种解释。总好过现在各种解读上的“别人不了解你”“人家不了解你”这样空洞的泛指。而且《论语批注》的解释也结合了论语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就是赵纪彬等学者对《论语》中“人”和“民”含义的辨析。他们统计了书中共213个“人”和39个“民”字,分析得出,论语中的“人”主要指贵族阶层的人,而民则是指平民。

 

任何涉及价值判断的概念,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所谓“仁”啦,“爱”啦,不可能单独存在,必然伴随着“不仁”“不爱”的诸多情感,才能够解释他们。所以儒家的“仁”和“爱”以及“不愠”等各种概念,必然是有所指的。这也是道家批判儒家虚伪性的原因所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等等。

(这里只是一提,并不代表我赞同哪一方)

 

所以,这本论语批注绝对是有其价值所在的——它在尝试还原《论语》的语境。虽然他用的是阶级社会几个阶段进化论的方法,现在看来有些简单,但这至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理论总是不断发展的,(机械的)“阶级社会”的分析,全球范围内都流行了很久,1970年这么用也并不能算落后。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也是在用一种西方的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的尝试,与民国时期和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们所做的并非完全割裂。

 

现在的大环境,一提到50-70年代的人文社科就是当笑话看或者避而不谈,认为那段时期的学术就是落后、封闭、政治挂帅等等,仿佛是某些ZZ力量强行扭曲出来的怪胎。这是一种非常幼稚且罔顾事实的行为。

 

那段时期的人文社科固然有落后封闭之处,但依然与世界有所交流,它的一些理论非常先进,甚至对欧洲,对日本,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术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被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界有意地忽略掉了。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毛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令一些自由派学者不愿相信的是,他们八九十年代引进的,用以批判毛时代中国学术的西方时髦理论,很多都是受到张麻子本人或者当时其他的中国理论的影响的产物。

 

这些我以后的文章中会慢慢讲到——别忘了,张麻子原名是张牧之。

 

扯远了,我们回到那两位国学复兴卫士。后面的旅途里,二人一会儿忧叹时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会儿向往田园生活带月荷锄归,一会又大骂黑心商人哄抬汉服价格。

 

车到站了,二人一边起身一边商量着什么时候换上汉服,好去参加那个大会。我面带微笑与之挥手作别,心想,我要有时间,肯定去那个国学大会上卖藿香正气水——37度天气穿汉服,热死你狗儿的。

 

P.S.

我对孔子和论语并不很了解,也谈不上喜欢或讨厌。如果一定要推荐一本什么书,我想是李零老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这本书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它不枯燥,像是位老友拿着论语和你唠嗑,真诚而有趣。


就这样。


下篇聊聊西方的“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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