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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不采用“杀富济贫”再分配


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



——题记





经验证明,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


《建议》指出,“十二五”要对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其中的一层含义是,必须赶在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到来前,打牢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的真正含义,虽然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但对这个基本经济概念的误解太多。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做蛋糕和切蛋糕)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因此谈不上发展;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使社会大局失去稳定,因此不可能发展。


怎样处理好这对关系,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是《建议》需要格外审慎处理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尚无明确定义,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除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都没有逾越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关口。虽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往往变化剧烈,在变化面前,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盲目性在这些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


一些拉美国家的主要教训是:


第一,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大企业垄断模式,脱离全球技术变化主流,缺乏技术创新力,不重视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利益,致使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缺乏市场支持,“中产阶级丧失”特征明显。


第二,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导致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后,执政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政客提出高福利承诺缓解社会压力,反对党则煽动民情和制造阶级对立仇恨。但是,政府财力不支撑透支性的福利分配政治承诺,因此普遍采取超量印发货币和高额借外债的做法支撑门面,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


第三,宏观经济的民粹主义政策使一届政府倒台后,但新上台的反对党政府同样没有能力和勇气摆脱恶性循环,这使政权快速更替和恶性通货膨胀相互伴随,致使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最终使经济根本无法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的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公立低质量教育和私立高质量教育的差距扩大,这使“穷二代”现象成为历史惯性,使贫困“再生产过程”循环反复而成为难以医治的顽症。



  

同样引人深思的是发达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有些发达国家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严重失误直接相关。

  

以美国为例,为了政治选票而呼吁提高低收入者住房产权拥有率,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点。而希腊等国家的情况则表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务信用是永恒主题。一旦增长失去动力源泉,国家信用度下降,以往建立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这意味着,对任何国家来说,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设计都必须有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来支撑,都不能仅为短期的选举政治目标服务。


怎样避免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悲剧重现,是中国正在面对的重大考验。


尤其需要看到,国际市场总需求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使中国经济增长本身面临结构转型的挑战,因为高投入、高消耗、高出口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经济进入增长速度自然递减和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



(用“骑自行车”来比喻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稳”不意味着不动,“不动就会像骑自行车,会摔下来,所以我们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中国经济“陀螺均衡”:高投入、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品质、低价格、低利润。


“四高”和“四低”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中国经济就如同一颗旋转的陀螺,只能在高速增长中保持平衡。


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并未形成,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正在影响已经形成的发展共识。



在这种形势下,感情用事是最容易但也是灾难性的政策取向,唯独深邃冷静的历史眼光、理性平和的态度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详细调研分析后采取的有远见的政策取向,才能引领国家避开陷阱,走向光明的未来。




在认真研究国际经验教训和客观分析中国实际情况后,《建议》在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明确提出,首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同时,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


只有提出这“两个比重”,消费和储蓄关系才能改善,低收入者数量才能减少,中等收入者数量才能上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


规划者认为,在“十二五”时期实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是可能的,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缩的客观条件。沿海和内地的分配差距在于沿海地区率先纳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带来的红利,在全球化形势逆转后,生产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可能逐步缩小两者收入差别。


城乡二元结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而逐步淡化,这也是历史必然。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使劳动和资本的谈判力量对比出现明显逆转,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提高是大势所趋。“十一五”规划期间,政府公共政策的重点已经更多转向并将继续坚持改善民生和提供公共服务,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将使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重出现变化。


在这些趋势可能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客观依据面前,《建议》强调了以下重要政策取向:


第一,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前进中的矛盾。


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共识。《建议》强调,要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强协调性,提高质量,在经济增长中创造充分就业的机会。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和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创业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据统计,个体私营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在新增就业中的比重达到90%,65%的专利发明和80%的技术创新来自小企业,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小企业的潜力。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



8月30日,据多家媒体报道,各地方政府过去普遍实行的对有限合伙制基金征20%所得税的政策,在国税总局的检查工作中被认定为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纠正。更严重的是,基金过去历年的税收也需按新标准追缴。


…………



第二,加快建立在财力上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建议》强调,政府要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来改善民生,这是解决增长与分配矛盾的政策着力点。


目前,政府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的比重约为38%,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低16个百分点左右,改进公共服务的潜力还很大。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社保体系加快重新整合步伐,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逐步提高标准,使之适应劳动力转移加快的新局面,为社会稳定建立安全网。




对照拉美和一些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要与政府的财力相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要有利于激励而不能影响劳动者的自我奋斗精神,这是《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创造起点公平的各种条件。要完善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通过合理合法的竞争获得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公平机会。要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收入,规范管理灰色收入,严厉打击非法收入。

  

第四,重视发展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要使低收入的群体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提高劳动力对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适应能力。从长期来看,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人力资本质量差距引起的,贫困的代际遗传是由于教育质量和机会不公引起的,因此《建议》对教育发展特别是提高教育公平性和改善教育质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划。

  

第五,引导社会舆论。


(重点)


处于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当绝对贫困现象被逐步消灭后,相对贫困现象更令人难以接受。人们可能相信一些貌似有理但实际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极端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立场,主动引导改革向上的社会舆论,鼓励人们艰苦奋斗和创业致富。



必须强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和现代公民意识,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今后这一差距可能缩小这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有理性认识。


中国经历了共同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后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先富起来的历史阶段,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过程中,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这一转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这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基调。


“这是个充满调整、动荡和局部震荡的阶段,稳定会压倒一切。”


——《博士咖啡: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的故事》书评


《建议》专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对有利于平滑实现转型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意识提出明确要求。

  

与赫希曼所描述的那种“隧道现象”类似:


大量车辆堵在交通隧道内后,驾车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车辆缓慢有序前进,就不会产生混乱。


但如果车辆完全无法移动,甚至出现交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相信会出现变化,就会失去耐心。


因此,理性对待“堵车现象”,保持秩序并逐步改变现状,是社会宽容度的“天花板”。



虽然一些国家的发展案例不支持库兹涅兹倒U型分配曲线的结论,但在中国争取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序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鼓励全民艰苦奋斗,完善有利于创业和就业的经济制度,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强法治的权威地位,就可以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从而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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