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新潮沉思录:“美国例外”是一种宗教信仰

在人类的近现代政治史上,大国在意识形态工程建构中都需要一种分别内外的标记,通过塑造共同体本身的特殊性来作为主体视角,并通过这个视角去重构外部世界的认知图绘,大国的内外之别,族群之辩实际上就是建构本国政治意识主体的通用法则。



比如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其天命昭昭,例外主义某种程度是保守性质的公民文化下的身份边界,而其认同模式,我们可以将其等同于于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的“国际社会”,法国人的共和想象,以及各种本国特殊论。


哈贝马斯在《缺失的意识》中按照黑格尔主义的标准去区分了信仰和宗教。信仰往往被视作启蒙之前的阶段,充斥着仪式和被主导,服从和真理教化。而黑格尔主义的宗教则类似于一种包含权威可错性的理性主体共同立法。这使得所谓的公民宗教实质上是一个基于共同体实体制度和共同认知模式的一种混合制造。


一些学术界的观点将美国这种公民宗教的认知模式视作一种公共理性的基础。整个国家共同体默认的一套意识形态前设,他同时规定了我们参与公共生活的身份和讨论方式,并且在这个制度性基础上进行政治参与。


这种公民宗教的认知模式往往是整全性但不系统的,虽然大部分人没有接受政治哲学的训练,但几乎都能靠一两条价值观公设加上一套朴素政治逻辑去解释所有的政治事件。这也是各大国网络键政公民的一大理论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贝拉解释过这种公民宗教与真正宗教的相似性,公民在谈论美国时,想到的主体不是美国这个主权机器,而是想象他们的共同体提供了宗教里救赎世界,地狱天堂那样的价值维度。就如同当代美国政治的党派分野,虽然已经某种程度违背了联邦党人的理想初衷(他们国父们所谓的Novus Ordo Soclorum,即千秋秩序),但是在公民宗教的想里可以通过不断自我改良来无视这类事情。美国例外主义既框定了对内认同的基本底线,又从这种内部认知去重构世界观,这类似于某种美国人的内外之辩。


这种公民宗教还体现在一种对于政治价值的神圣性建构。


卢梭提到过属于人的宗教(Lareligiondel’homme)和属于公民的宗教(Lareligionducitoyen),前者还是需要通过仪式和主流话语来保证宗教基础,而后者更体现为一种制度性共同纽带,其最重要作用的是在政治变迁多次之后,公民宗教仍然能让这个共同体保留一种共同的政治尺度。于是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精英的自我神圣化就与美国这场建国实验捆绑了起来。


“通过他们(联邦党人)的行动和示范决定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地能够通过反思和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注定要在自己的政治体制方面听任机遇和强大的力量?”显然联邦党人的自我神圣化漂亮的回答了这一话题。这也是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很多人家美国建国先贤不断拔高吹捧的缘由之一。



美国例外主义这个公民宗教,奠定了美国共同体的内外之别。美国的对内认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理查罗蒂在《构筑我们的国家》中提到了《雪崩》这个小说,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资本家完全僭越在公民社会和治理机器的社会,特许权和特许权内部的企业法规已经践踏了规则,特许经营者如同加洛林王朝的领主一般,而木排上那些飘离在河流上的边缘人和贫民则是苦难大众的代表。


虽然一般解读上这是斯特劳森对二十世纪美国政治的无情讽刺——利润丰厚的资本集团和特许经营团体通过代理人组成了美国的治理机器实体,这种精英政治在美国被视作理所当然。但是理查罗蒂却在这样一部批判性的小说中看到一个特性,即使对美国存在反思和讽刺,但是小说作者依然保持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先定承诺,默认了这个共同体的合法性。


用中国的话来说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在美国则是反资本家,但不反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本身。



另外,在理查罗蒂看来,价值的产生与实践是“政治性”的,不是被预设的。然而在美国例外论中,到处存在这种价值预设。这种预设是一种关乎美国公民社会合法性资格的“常识”。如果你和美国人交流过就知道,美国人无论什么政治立场,都很喜欢强调用自己个体的常识来推广应用到全世界上,自由派能用民主神话和政治正确价值来解释全世界,保守派可能除了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压根不关心。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开始建构对外部的想象。基辛格在《大外交》里面提到过美国执拗的民主神话,这种民主神话的世界观是从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开始和冷战分割思维搅和在一起形成的外交模式,而基辛格等人实际上在试图改变这种对外模式。比如基辛格在《论中国》里面提倡中美共治。


但是基辛格对于中国的解读也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背景“过度简化”之上的。他把我国的文化背景等同于一种支撑现有局面的共同纽带,一种由精英阶级主导的文脉主义,即中国是一种永恒的天下,而各个政治体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这和上文提到的美国人对自身的想像是一致的。



赵汀阳吐槽过这种“美式天下”(Pax Americanna)观,把观点总结一下:


1.极端相信一个无外的,无排他性的的世界,那么治理这种世界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而美国的这套认同及建立的这套制度,在美国人那里被视作一种“世界宪法”。


2.但他又必须坚持美国的“个别性”(parochialism),即美国的特殊性,并且要求从美国治理的基础上去建立所谓的“和平”。


3.这种例外论其实是一种个体主义(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缺位,于是想办法给给自己缺位的自我价值观做填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利益的保存。


这种认知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美国利益优先是美国一种奉行的原则,然而他又觉得自己是世界城邦的主体。这种看起来好笑的模式成了美国的“世界”想象。正如同罗斯福关于“新秩序”演讲一样,这种新秩序是把美国自己作为民主和世界治理的主体。



于是,似乎美国的外交干涉和区域政治平衡手,市场经济秩序在美国国内被视作一种奇怪的“正义”。而美国的左派右派对于这种逻辑进行了不同的填充。对左而言,是进步主义和世界主义;对右而言,是美国秩序。


这种认知模式在欧洲也存在。上文已有举例。在特朗普上台以后,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原有西方秩序的践踏的齐泽克,甚至认为通过对抗特朗普,欧洲可以形成自发的国际组织实践,最后建立起一个欧洲“新世界”的模式,使欧洲再一次凝聚,欧洲要当西方社会最后的堡垒,用欧洲模拟世界。


当然,这种公民宗教和例外主义也慢慢开始被现代性解构。比如在美国进步主义逐渐取代传统的精英主义,我以前文章也写的很多了。


进步主义至今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既定的现代性美国而不是重塑美国建国史,讨论的议程设置也是现代传媒主导下造成的舆论代表性(当然这种代表性是建立在在某些保守主义受众失声的状况下来的,这也造成了某共和党候选人的受欢迎),在这个议程设置中平权和共同生活是主要议题,这些才是目前被视作政治价值的事情。保守主义者坚守的所谓尚武和拓殖,政治现实主义等所谓美国精神早就被赶出主流舆论外,过长的和平时期和消费主义文化让这种价值观依赖的重度匮乏社会和扩张带来的武力需求消失了。


而舆论政治本身是通过改变我们的语言习惯和世界观定义开始的。进步主义运动后形成的政治语境,改变公共舆论中的语言习惯,对性别和种族保证绝对的中立;新形成的社交文化也重塑了传统父权白人社会中的身份扮演,也形成了新的社交规则和身份原则。正如同瑞典军队开始执行性别中立和招募女兵之后,将雄狮标志的性别特征阉割掉一样;让代表废奴主义,社会运动家加上少数族裔和被剥削性别的代表人物作为的新的符号不过是当前政治语境的表达而已。



更大的影响在于文化保守主义已经逐渐在美国退场,美国的概念完全被共同体意义的移民社会所取代了,多元主义的兴起除了是政治运动的斗争结果,还是整个社会中美国国家观的改变,米利妖已经从一个主权意识国家变成一个有主权的地区社会,它就不再承载传统美国社会的那套精英文化,而是已经被中产阶级文化标准所取代。


到这一步,美国公民宗教内容就已经因为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含义。


美国政治系统这几十年出现的两个转变也在加剧传统公民宗教的解裂。


其一是政党全国化,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曾经的美国两党各是一套极度松散的政治联盟,或者说是州权框架下的地方利益集团形成的全国性联盟。地方自治性是首要的。保守主义关心的大多是地方自组织的议题。



而在转型之后的美国,各种政治议题话语权和政治信息都集中到了华盛顿,全国性议题越来越多的取代公共性议提,加上前面说的美国社会传统文化已经被中产阶级文化所取代,所以现在全国性的议题也几乎都是价值观之争,比如平权问题,种族问题,政治正确等等,而这些议题只能争论,没有任何政治落地化的可能。这使得美国公民对政治治理的参与变成了政治姿态表演,同时使得保守主义在意的地方性问题变得没人关心。


其次是美国政府的企业化。即旋转门中,游说公司,政府合同承包商,NGO和咨询公司的人员互通以及互相补充。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构建的行政服务和风险的技术平台。这使得美国政府治理变成了纯粹的公共品提供方,咨询公司的专家和建制派政客成了政治决策的代行人。


这个论点某种程度也解释了美国无论左右都产生了对于建制派的反抗。特朗普这种路易波拿巴式人物,莫名被铁锈带视作救赎者是一个例子。最近很火的民主党社会主义大姑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通过Facebook筹款的政治素人,干掉了民主党建制派超级大佬克劳利也是一个例子,要知道克劳利可是被考虑往总统大选候选人方向储备的大佬。



精英政治代行人这个阶级已经开始被左中右逐渐抛弃。


于是美国公民宗教中,“美国”意义被重构了,“公民”的结构变迁了,“宗教”的承载阶级被抛弃了。


于是,“我们是谁?”就是美国人必须重新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答案对内要去适应不断变迁的移民人口结构,而不是想去恢复美国信念;对外要适应无法支撑的民主共识(威尔逊主义+罗斯福主义+冷战思维)体系,转向寻求多方共治的局面。于是大量智库开始用各种独立的双边协议取代二十世纪美国传统的多边联盟(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让位于美墨和美加的单独市场双边协定),诸如基辛格那一脉的后人开始寻求中美之间的大量共性,并认为双方只是自由市场模式和工具理性治理的不同方向的实践,只是侧重不同,中美共同治理共同利益极大。


当然探讨完美国的公民宗教和例外主义,其实我们也要回答一个问题:对于从多年前中等强国变成当今的超级大国之后的我们而言---“我们是谁?”,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在,我们期待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还是那个问题,你们想要的是输出革命还是天下体系?/手动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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