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评论

谁说英雄寂寞

赵皓阳:深入探讨范冰冰事件:资本积累与税收调控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过:虽然说这次崔永元主要是因为私人恩怨,再加上病得比较重,所以行为做法都比较偏执和极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揭露了影视娱乐行业的阴暗面。既得利益集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吃肉喝汤全是他们的,就得出一点像崔永元这样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来冲击一下,才会有生命力。


刚刚范冰冰逃税案水落石出,从官方公布的新闻来看,范冰冰的阴阳合同数额跟崔永元的爆料还真对上了,崔老师这次真是拿了个货真价实的优质好锤,令人敬佩。不过对于我们围观群众来说,在吃瓜之余,背后还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一)劳动者还是资本家?


范冰冰罚款8.8亿,网络上都在科普这是一笔怎样的“巨款”,确实贫穷让我们很难去想象。那么问题来了,范冰冰作为娱乐明星,她在短时间内积攒起了巨额的财富;即便除却“阴阳合同”这种明显违反法律的行为,她的片酬也远称得上“天价”。



基于此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过,说明星群体应该是“劳动收入”最高的群体了,并推导出劳动者只要有足够不可替代的议价权,还是可以与投资方——即资本家共享收益的能力。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我们不可否认,范冰冰等娱乐明星在表演或参加活动中确实付出了劳动,但是,她所能拿到的天价片酬,并不是看中她的演出,或许再直白一些——他们的演技值不了那么多钱。


要正确理解明星天价片酬,就要引入法国法国当代国宝级思想家、左翼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了。布尔迪厄用“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三重维度构建起了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从阶级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就象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那个场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


基于此,布尔迪厄提出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区分和相互作用。布尔迪厄扩展了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对于“资本”的定义,并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称为“象征资本”。以范冰冰为例,她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额片酬,更多是因为她的关注度高,即社会声望资本。所以投资方的片酬购买的并不是她的劳动——即演技,看中的则是她巨大的社会声望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象征资本,就比如范冰冰巨大的社会资本从哪来的呢,她的关注度、讨论度很多都是用钱买来的流量。比如就有人嘲讽她和她弟弟范丞丞喝个水都能上热搜——热搜就得拿钱买,钱就是资本。所以从根本上讲,范冰冰的关注度和她的高额片酬,只不过是“资本”在各种“场”中的流动,本质并没有变化。而赵薇直接就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了,算是找回了自己的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当今的演员、明星,能够有如此高的“议价权”,能够成为某种意义的“资本家”,其实是革命遗泽:我们经过了三十年翻天覆地的革命改造,把旧社会的坛坛罐罐都砸光了,相当于重启高楼,第一批市场化的娱乐明星都属于时代红利的产物。可以看看韩国和日本的艺人有多惨,韩日社会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还保留着不少封建残余,这种对艺人的人身控制就是典型的封建残余。就是因为这些艺人没有“资本化”,所以永远处在被大公司剥削劳动力的状态,韩国艺人基本就跟“穷”这个关键词联系在了一起,更不要说对达官贵人陪酒、陪睡等权色交易;日本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这一波红利期也很快就会过去,新晋的艺人们没有赶上成为“先富起来”的“资本家”那波好时候,也只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现在的任何选秀、男团女团,基本都要跟经纪公司签订“卖身合同”——就算火了,大头也是资本挣,还要给公司当牛做马,予取予求。我有一位给十八线艺人做执行经济的朋友,跟她交流了一下,发现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她们的工作强度不比天天加班的程序员们差,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节假日和闲暇时间。她们同样是水深火热的无产阶级。



这个“差价”,就是剩余价值的剥削,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讲的事情。



(二)失效的税收


上一篇文章中我说过,资本主义之所以叫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资本收益率高于一切。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整本书就论证了一个不等式r>g——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



这就意味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人的财富,就算躺着不动,也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大越滚,而穷人再勤劳、再努力,靠一辈子的“劳动”也往往翻不了身。这次大家对于范冰冰事件的感慨,也多是从巨大贫富差距这一角度来的。



这一现状,就需要税收的调控,来让世界趋于“公平”。


个人所得税是各国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而欧美国家动辄对最高层富人的超高税率也一直被人所赞许,可以说税收手段是维系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我们也很悲观的看到,种种的税收规则在精英阶层面前不堪一击。

 

首先在精英制定的制度下,玩了一个很巧妙地概念偷换,个税的高税率是针对于工资的,而资本的收入如股息、投资收益、资本资产收益、股票买卖收益等都不计算其中,而最富阶层的主要收入毫无疑问主要是后者。这样一方面能够给普通民众展现一个高税收的假象,另一方面精英阶层们又会在背后偷偷发笑闷声发财。2011年巴菲特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吐槽自己交的税比自己秘书还少,号召对富裕阶层加大税收。

 

当然,像巴菲特这样“高风亮节”的精英阶层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富豪都在想破头怎样能从骨头上扣下每一星肉。投资公司、理财公司、各大银行必备的一个职位都是对税收、法律精通的专门人士,为富豪们制定专门的避税方案,这就是精英“特权”的体现,他们可以制定规则、最大化的利用规则、动用各方的资源找到规则的漏洞,然而普通人只能牢牢遵守这一规则了。

 

避税天堂是富人们的首选。像开曼群岛、巴拿马、百慕大这些小岛,还有一些诸如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冰岛、梵蒂冈这样的小国,举国就是只有一个支柱产业——金融,确切的说就是帮富人避税。据估计,超过一半的国际金融交易都要经过避税天堂,在这些小国中可以突破财务系统限制,方便洗钱、暗箱操作,更重要的是,各国司法部门无力管辖。根据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ODCCP)在2000年的报告,1999年世界犯罪活动所产生的48000亿法郎的赃款中,超过一半都在避税天堂被“漂白”。

 

发展中国家每年因为逃税行为损失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OCDE)的所有国家每年官方发展援助(APD)的资金总数。发达国家对此也深受其害,以法国为例,2002年到2012年逃税损失约达25亿元,相当于法国全民收入的10%,法国最富有人群和企业约有2200亿资产隐藏在瑞士和其他避税天堂,每年瑞士银行约将平均8500万欧元的法国应得税收收入转入私人腰包(Christian Chavagneux,Ces 600 milliards, qui manquent a la france,2012)。也就是因为此,各国政府频繁给予瑞士银行压力,主要还是瑞士是发达国家的主要避税点,那些发展中国家富豪热爱的各种小岛国目前依然逍遥自在。


可以说,范冰冰的逃税案,在顶层阶级中,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要没要崔永元的死咬不放,很难说这种事情会这样被推到风口浪尖。而她被查处的只是有明显违法行为的逃税,“合理避税”的数额更难以统计。


非常凑巧的,近日美国总统川普的逃税风波也在大洋彼岸闹得轰轰烈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的父亲弗雷德创建了两个GRAT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太复杂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反正大家明白这是避税的就好了。老特朗普他将土地交给信托,并与其签订地面租约,即让他的孩子们成为地主。他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向孩子们传递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直到房产被出售。据估计,特朗普总避税金额高达4.13亿美元。


按照美国的司法规则,这一笔钱很可能不会像特朗普追责。但这也可以从的面反应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面对共同税收规则时的不平等。川普的父亲还通过了艺术品买卖向儿子输送了不少(避税的)利益,而无论是信托基金还是艺术品买卖,都是普通人望而难及的。本应平衡贫富差距的累进制税收反而愈发体现了阶级差异,这就是时代的讽刺。


但是,川普在选举时总是装逼强调“自己不靠父母、白手起家”的形象也由此彻底崩塌。他曾给自己贴的标签是“self-made billionaire”,说自己只从父亲那里贷了一笔很小的启动基金,“白手起家”有了现在的成就,也确实欺骗了不少美国的无知群众。但《纽约时报》称,3岁时,特朗普每年从父亲的房产帝国中获得20万美元的“收益”;8岁时,他已成为百万富翁;17岁时,父亲给了他52栋公寓楼的部分所有权;大学毕业后,他每年从父亲手中领取100万美元的款项。这一现象在我之前的文章里也有分析过:




(三)价值观思辩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对于调节贫富差距是失效的。作者悲观地指出,西方国家的“累进制税率”不如称作为“累退制税率”——越富的人需要承担的越少。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人累进税的大幅下降(两国都曾经是二战后累进税的引领者),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水平收人的增加。同时,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开始增强,这让许多国家免除了累进所得税中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欧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那些相对较小的国家早已被证实无力达成协调的税收政策。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导致降低公司税的税率,免除对利息、红利和其他金融收入的征税等,而其后果都要由劳动收入来承担。后果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对顶层收人者而言,税收已经变为累退的。例如, 2010 年对法国税收的一个详尽研究考察了所有的税收形式后发现,整个税收的平均税率随着收人等级是下降的:收入分配底层的50% 人口,其税率为40%~45% ;往上的40% 的人口,其税率为45%~50%;然而,收入顶端的5% 甚或1%,其税率却更低:收入顶层0.1% 的人口,税率只有35%。



在这个“累退制税率”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作者表示,只有外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才可以解决世界财富在r>g的漩涡中愈陷愈深。但即便如此作者也并不认同如共产主义革命一般对所有原有制度推倒重来的做法,但是就目前来看,能够给资本主义以外部动力、自我改进的,似乎只有“灭亡”的危险才能让资本家们甘心吐出嘴里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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