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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孔子和苏格拉底,小论中西文化不同之根源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资治通鉴》






中西文化是全球文化的两大主流,是人类文明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几千年中,因地理的隔绝和技术的有限,中西文化交流都十分受限,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便利,全球化今天的我们有着比过去先人优越的多的交流条件,地球越来越成为一个村落,这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加上当下中国速度崛起并日渐取代西方领导地位的趋势,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越来越为人民所津津乐道。


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与成因,十分之必要,但也十分之困难。


困难之原由,主要是这两点:


1、文化的话题太大,涵盖太广


中西文化差异涉及中西方的政治、伦理、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组织等等,需要研究者有极大的知识储备,门槛很高,所以大部分人看中西差异,要么只能管中窥豹盲人摸象,要么面对庞大话题无从下手。


2、文明话题涉及民族感情


因为论述中西文化差异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评价,而这部分涉及到民族感情,导致中西学者难以客观评述,中西方人民也难以客观接受学说。


对于这一个问题,岱岱学力不逮,也只能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因此岱岱尝试从孔子苏格拉底的差异这一独特剖面出发,来进行文明根源上的有趣解读。对于第二个问题,岱岱则坚定保证客观立场,即使会做出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评价,但都坚持最大限度以事实出发,做到“不占豪,不媚洋”的基本节操。






1、为什么选择“孔子和苏格拉底?”



之所以会选择分析孔子和苏格拉底差异来探寻中西文化差异,是因为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被古人赞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几乎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中国告别封建步入21世纪的共和国,孔子思想依然对国人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孔子学院依然是中国对外输出的文化品牌,即使当下严厉的批孔派,也不得不承认孔子的深刻影响力。



而在西方人眼里,孔子更是中国文化的化身,如美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就没有把中国定义为“马列主义国家”,而是定义为“儒家文明国家”,而美国联邦法院的门前,更是将中国的孔子和公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并立。


美国联邦法院


和孔子之于中国文化一样,被称为“西方的孔子”的苏格拉底,对西方文化也是影响深远。


在欧洲文化史上,苏格拉底被视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相同,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都必然以苏格拉底开头。



而同时,两人几乎身处同一时代,孔子逝世后的十年,苏格拉底出生,东西方文化史几乎同时开启了一个伟大时代。可以说,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差异,标志着东西文化源头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在其后千年时光的流逝中被不断延伸、发、固化,深埋,直至根深蒂固而人不知,东西文化上许多的差异都可以从这两位祖师爷上看到苗头。


以孔子一人而窥中国文化,善,以苏格拉底一人以窥西方文化,善,以孔子苏格拉底之差异一窥中西文化之差异,甚善。






二、时代背景上的不同



先有论据,后有论点,而不是先有论点,再为论点有选择地找论据。


而论据,最好是各方都明确接受且无法辩驳的客观事实。


因此,这一章,我们先列举这几项关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事实。


首先,孔子出生时的古中国,是当时已经有夏商周悠久文明的国度,国土辽阔,号称九州,从夏禹治水到孔子出生,古中国的文明史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


而苏格拉底出身的希腊,则恰恰相反。


首先,古希腊明显逊色于古中国,古希腊地小人稀,文明发展迟缓,耕地严重不足,中国进入春秋时,希腊才开始形成“城邦”的小国,其他非城邦的地区都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制。


最典型的例子是文字,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公元前15世纪,古中国即独立创造了甲骨文,而直到公元前8世纪,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才有文字,而且还是在改造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的希腊文字,晚了古中国七百年之久。


拿破仑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只要了解了一国的地理,就能判断出一国的外交政策”


其实地缘不仅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还能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


中国周边的民族都是还未开化的蛮夷,华夏文明对周边有绝对的优势,孔子的“华夷之辨”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


春秋形势图,华夏文明高于周边夷狄


而和古中国“华夏高于夷狄”不同,希腊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频临海洋的地理优势,从埃及和西亚汲取文明的养分。


(希腊文字都是照着腓尼基人的文字编的……)


如学者威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开篇所写到的那样:


“看欧洲地图,希腊如同一只骷髅手,正将其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入地

中海。”


希腊“骷髅手”


古中国附近是犬戎、北狄,都是比古中国低一级的蛮夷,互相交流很少。古希腊附近都是埃及,腓尼基,都是比古希腊高一级的文明,且贸易活动盛行。


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希腊文化才向地中海世界开始广泛传播,才有了著名的“希腊化时期”。


孔子时的古中国已是历史悠久,苏格拉底时的希腊文明后进,古中国华夏高于周边地区,古希腊则更多是学习周边地区,这是中西方都不争的事实。


而任何学说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正是古希腊和古中国不同的地缘条件,才有了后续中西文化的不同。


地缘上中国为大陆,偏封闭,且古中国文明高于周围,因此孔子儒学“独尊华夏”,并不太重视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如后世的“华夷之辨”。


地缘上希腊为海洋,偏开放,且古希腊文明低于周边,因此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对其他文明比较兼容,如学生柏拉图的埃及之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出生于周礼影响深刻的鲁国,时人称为“周礼尽在鲁矣”,和旁边沿海重商的齐国不一样,鲁国重农轻商,孔子深受影响。而苏格拉底出生的希腊,商业活动盛行,特别是雅典,是当时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以出口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和工业制成品为主,粮食依赖进口)


于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又有两个醒目的时代标签,一个“重农”,一个“重商”。


(如果孔子出身于商业氛围浓厚的齐国,也许儒学会不一样些。。。)






三、个人上的不同



除了时代背景上的不同,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个人学说上,还有这三个很大的不同。


第一点,就是孔子是以继承古中国文明(主要是周礼)为己任,而苏格拉底并没有继承古希腊先贤的意思,他更多以“古希腊文明的叛逆者”面目出现。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乱战,不尊天子,大臣谋逆,不尊国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礼崩乐坏,天下失序,出身于““周礼尽在鲁矣”的孔子,面对时代的纷乱,一生维护并致力于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所以孔子很崇拜周朝的奠基人周公,视周公为圣人,经常梦见他,孔子时常哀叹: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如果说春秋战国的法家是改革路线,道家是无为路线,那么儒家就是复古路线了。


如果说孔子是古中国文明的传承者,是政治的那么苏格拉底则是古希腊文明的叛逆者了。


苏格拉底的叛逆,主要在三处:


1、改变哲学的研究方向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是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如希腊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的本源”,如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万物诞生于火”,你也许不知道,古希腊第一批哲学家,都是天文学家。


而这些思考直到苏格拉底时代都还未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因此,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于事无补,他将哲学研究的方向转向人类的伦理问题。


苏格拉底研究的是“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2、否定雅典民主制


雅典的民主制是很光彩的标签,但实际上,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都十分反对这种民主制,苏格拉底曾说道:“没有什么比按字母排序选择农民商人来当最高法院成员的做法更可笑的了。”


2、新的宗教观


苏格拉底是独神论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神,那个神是理性智慧的化身。而当时雅典是多神论的。


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处死,就是宗教原因——沾污神祗、创造新神和恶意引导青年”罪。


一言以蔽之,孔子,文明传承,苏格拉底,离经叛道。


也正因如此,当儒家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而占据中国文化正统后,儒家学说就牢牢的把控着文化解释权,“法古”思想也在中国长久的传递下去,后世的中国士人,一辈子就为前人留下的文字作注疏,既不注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不注重在追索问题中获得超越。仅有的一点不甘心,也往往必须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向古人看齐为准则。


如千年之后维新变法的康有为,都不得不做一篇《孔子改制考》,以尊孔名义提倡君主立宪,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


第二个不同,就是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学生方法的不同。


1、孔子不爱下定义,苏格拉底爱下定义。


2、讲学中,苏格拉底是以提问方式出现,而孔子是以答疑解惑方式出现


孔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仁”、“礼”等概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


比如我们看一个仁字,就有多种定义:


《说文》解释说,仁,亲也。《礼记·经解》解释说,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中庸》和《孟子·尽心下》都解释为,仁者,人也。


此外,《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大学·中庸》有“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一直以来,孔子对“仁”、“礼”、“君子”这些核心概念都未有清晰的定义,儒家后人因此有过种种补充阐述,而苏格拉底的做法,首先就是明确定义,然后再进行阐述。


苏格拉底却很喜欢问“什么是X?”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问的是伦理学和美学中一些重要的词语(正义、勇敢、智慧、虔诚、美......),苏格拉底相信:


“除非你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否则你不能回答任何关于这个东西的问题。”


这是苏格拉底对“哲学”的定义:


哲学,就是“爱智慧”


正因孔子不喜下定义,而苏格拉底执着于下定义,所以儒学完备的体系却少有细节上的严谨,加上儒学的“尊本抑末”,而受益于苏格拉底的严谨,科学开始了萌芽。


如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评价:


“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就是归纳法和一般定义。


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


另外,《论语》中,孔子常常是以终审法官的形式宣告某种道理或结论,以终审法官的口吻来公布某个结论,而没有给学生呈现思辨的过程和思考的空间。


简单举例,孔子告诉过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道理,但他从没告诉过学生他是怎么总结出这个道理的。


孔子这样做,不是依然让学生“学而不思则罔”吗?


而苏格拉底的教学,是对话发问、引导、探讨,他学生柏拉图所著的《对话录》里,几乎都是学生对苏格拉底的发问开始,以学生老师的推导为过程,以最后两者认同的定义为告终。


如以下的故事:


苏格拉底说:欺骗是正义吗?


学生:不是。


苏格拉底说:盗窃是正义吗?


学生:不是。


苏格拉底:假设一个小孩需要吃药救命,但不肯吃,他的父母欺骗他药是好吃的,从而救了他命,这个欺骗是正义的吗?


学生:这必须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假如你朋友要自杀,你偷走了他的剑以免他自杀,这一盗窃行为你认为是正义的吗?


学生:这必须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可是你刚才还说,欺骗和盗窃是不正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学生:……………………


最后苏格拉底教育学生说:


行为没有正义不正义之分,只有看目的才知道。


苏格拉底没有像孔子那样直接给出一个道理让学生背诵,而是通过不断问答来得出这样道理。如他所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若干年后,中国出了这样一句俗语:“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和苏格拉底那句话道理类似,但也仅仅是类似,没有具体的思辨过程来支撑这个道理。)


如果孔子是让学生“知其然”,那么苏格拉底就是让学生“知其所以然”。


并不是说孔子的道理不正确,不适用,只是死记硬背那些圣人之言而不敢逾规,扼杀了太多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毕竟,孔子之后,中国再无能超越孔子的思想家,而苏格拉底死后,有一代比一代进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这是个人对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一些观点,岱岱学力不逮,以奉大家见教。


另外,新时代下,中国的发展和外部的全球环境关系,日益密切,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复兴,也必然需要全体国民具有一定的全球视界,因此,读书要带有全球视角,要做到学贯中西。


最后,以余英时先生的一句话做总结:


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这不仅是学术问题,并且是现实问题。


中国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又可能走哪一条路?


要寻找这些答案,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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