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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英雄寂寞

岱岱:辉煌千年的江西,在近代为何沉沦?

这是《闲话九州》的第四篇。


最近自媒体整顿的挺厉害,导致停更了几天,岱岱很不好意思。


“一部江西发展史,很大程度是一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史”,中国重心南移成全了江西,江西也成全了中国重心南移,上一篇江西文章,我们从古至今追溯了江西的发展史,看江西人是怎样抓住历史机遇,成功的从一蛮荒之地转型为中古时期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一路涨停,全线飘红。


上篇写古代江西,这篇当然是写现代江西,特别是江西当代的一些人和事。但考虑到最近的整顿行动,因此也只能写写冰山之上了。


这篇,让我们一起看看,曾经辉煌千年、领跑全国而今天成为最没存在感的江西省,是怎样一步步的走错,又是怎样一步步的沉沦。




之前写洋山港时,介绍弹丸之地新加坡,发达的原因:


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


而做企业的瓜友都知道,“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三个要素,是商业模式和企业公司的兴衰关键。


而从地缘角度分析一个古代地区的兴衰,其关键则是“人流”、“资金流”、“物流”(古代没有云数据,信息流不成立)。


下面,我们来分析辉煌千年的江西,是怎样因为这三个因素而近代沉沦的。





人流


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古代,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而江西受益于北方人口南迁,人口爆炸增长,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然而江西在历史上,却有过二次人口大规模减少情况。


第一次江西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历史机遇,让江右商帮腾飞。


第二次江西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历史灾难,让江西近代沉沦。


第一次历史机遇,是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移民运动。



据《元史》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籍人口为1370万;而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的在籍人口仅810万口,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江西再度减少了224万人,在籍人口仅有586万人。


从1290年到1578年,近3百年时间内,江西人口从1370万变成586万,因明朝持续的人口迁徙政策,锐减了一半多。


而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全国数量最多的万寿宫就是最好的证明。


江西第二次人口大规模锐减,发生在清末至建国前。


第一次和上次很不一样,因为元末明初那次,其他省份是战争的重灾区,而江西战火稍少,到了近代,江西却成了战争的重灾区。


是的,历史上为福地的江西,在近代连续经历了三场旷日持久的战乱。


一是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交战。


太平天国时,江西不仅是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双方拉锯不断。


才五年时间,江西人口大减,史书记载:江西“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特别是湘军在九江的屠城,几乎杀光了老九江人,“九江百姓,悉数伏诛”“得城杀戮之重,无逾是役”,导致如今的九江市区,很难找到世居超过五代的人,都是迁徙自鄂,皖及所属各县。


二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


大家都知道井冈山瑞金的红色基因,但很少人知道江西人为之付出的牺牲。十年内战,仅我党这边有名有姓的江西烈士,就有25万,占全国六分之一(赣南就牺牲了11万烈士),无名无姓的比例更高,国民党那边的数字也不低于此。


三是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江西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日军死死盯住的目标之一。从前方战场的作战到后方物资的劫掠,日军都不惜投入重兵,以致江西军民伤亡惨重,人口剧减,久久不能复原。仅南昌市在陷入敌手后,全城人口由26万锐减至六七万人,无异于一场“南昌大屠杀”。江西共征兵103万,位居全国第四。


近代的江西,没有古代那样的好运气,能够在战乱中置身事外,1949年,江西人口1300万,相比太平天国前,减少1100万,相比清末,减少1700万。


直到建国十几年后的1964年,江西人口才恢复到清朝时的水平。



一个家族因人而兴,一个地方也何尝不是,近代以来战争重灾区的江西,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物流


江西古代能如此发达,很大原因是交通枢纽的因素,沟通南北的水陆交通让江西坐收物流之利。



然而在近代,江西南北交通枢纽的地位,完全被逆转了。


清末时期,中国南北向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动脉,粤汉铁路于1897年4月动工 ,京广线贯穿南北,连通着当时维新事业最发达的中原南粤,而江西一直以来都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如王勃南下省亲,必过江西,林则徐南下广州,也必过江西,因此京广线起初的预案,就是由武汉经南昌、赣州而至广州。


然而,风云易变,世事无常,这条铁路的易道,成了江西在全国区域中地位下降的转折性事件。


是的,湖南人“抢了”江西人的铁路。


清末,受益于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湖南人,在政坛上独领风骚,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湖南人的掌控中,而江西自从同治中期后就没有三品以上的京官,江西湖南强弱之势甚大。


兴办过洋务,知晓铁路重要性的湘人集团,开始从江西手里“抢”铁路了。


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维新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作为湖南浏阳人的谭嗣同,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论湘粤铁路之益》,大谈取道湖南、江西的利弊:


“资筑汉鄂铁路,名南干路。而南干路连粤,取径有二:一道江西,一道湖南。


道江西,有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者九,而利湖南者十。”


……


最终,因湖南人的力争,原定方案被推倒,粤汉铁路过湖南,不过江西。


粤汉铁路首次通车留影


江西人不要泄气,也不要怨恨谭嗣同等湖南人,从全国一盘棋角度看,当时取道湖南是更佳选项。


另外,原定方案要过赣州,而赣州本深受风水影响,(赣南风水传统深厚,屡出风水大师,现在广东老板都喜欢请赣南出的风水大师),因此以为铁路会坏风水的赣南人,对铁路勘探人员的勘察“群然奔骇,不恤死力相泪挠”,导致铁路建设难以进行,也间接给了湖南人口实。


更重要的是,这条粤汉铁路在建国后,直接成为京广铁路的南部分,这导致建国后的江西也未能及时享到铁路交通的便利,江西直到1996年才修通京九铁路。


如果说郑州和石家庄,都是“铁路拉来的城市”,那么江西,就是“铁路舍弃的省份”


近代中国,铁路取代了水运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粤汉铁路经湖南不经江西,从初期阶段就导致繁荣了好多个世纪的江西,失去交通枢纽地位,大大拖累了江西经济的发展。






资金流


讲到“资金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也许大家不以为然。


实际上,江西在古代长期的人文优势和政治优势,都归功于江西民间雄厚的财富积累。


江西为什么出那么多进士?因为江西书院多。


江西为什么书院多?因为江西有钱。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所以书院不是官学,是私学,需要当地富商、学者自筹经费,建造校舍。


江西古代富甲一方,自唐朝到民国初年,江西有书院1017所,居全国首位。


另外,江右商帮雄厚的资金,也为江西人才的井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在江右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如嘉靖间的内阁首辅费宏,就是江西铅山人,其家族就是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史料记载:“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


教育优势积累为政治优势,最终,江西于明朝达到政治巅峰:“满朝文武半江西。”


可惜,近代以来,江西的资金优势不再。


太平天国时期,富饶的江西是主要战场,也是湘军和太平军主要粮饷筹集地。湘军在江西征收了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曾国藩写道“筹饷以江西为本”,因此江西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战争拖垮,曾国藩也承认当时江西“无不破之富家”,也因太平战乱,当时的江西读书人作诗自嘲:及今方悟贫为福,屡受虚惊是富翁”。


江右商帮至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而曾让江西引以为傲的教育优势,也在建国后遭到了沉重打击。


什么沉重打击?


失去一所大学,错过一所大学。


失去一所大学。


建国初期,江西有一所全国准一流大学,民国政府建立的国立中正大学,赫赫有名,建国后,“中正大学”改为“南昌大学”,在50年代的大拆分中,国立南昌大学被基本肢解,大部分学科被调整到了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学校改为江西师范学院,性质由综合性大学,改变为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


校名犯忌讳


错过一所名校


中科大当初因为“战备疏散”,准备南迁,首先考虑的是河南和湖北,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外调粮食支援全国是政治任务,口粮紧缺,接受的积极性不大,湖北干脆没有能力接受,后来中科大就考虑江西和安徽。


而江西也是农业大省,有粮食支援的政治任务,对中科大明确表示不接收,安徽条件比江西还不好,中科大不愿去安徽,当时的安徽领导却积极行动,腾出了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给了中科大,并勒紧裤腰带为中科大提供经济保障。


因此,中科大最终落户安徽,当初的河南江西,现在都后悔死了。


一个失去,一个错过,历史上书院兴盛的江西,在当代教育跌入低谷,至今江西教育也没有多少起色。






政治受挫


江西人在政治上,也是一路坎坷,在宋、明、清甚至当下,都遭受过狙击。


不过的确,宋代党争厉害,江西人和福建人都是南人,是政坛上的后起之秀,因此受到河南人、山西人为主体的北人的歧视。


陕西出身的一代名相寇准就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甚至定状元时也是极力拔擢北方人,还以此为荣,因为“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宋真宗要起用江西人王启若(今江西新余市)为相,出身河北的现任宰相王旦表示反对,因为“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重用,他上奏宋神宗曰: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江西福建作为后起之秀,政治上肯定要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这就不可避免的和先发优势的北人有了矛盾。


因此,终北宋一朝,“南北分歧”不断。


(这估计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地域黑了……)


明朝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早已完成,江西人经济发达,教育发达,进士全国第一,做官的最多,“朝中半江西”的盛况持续到了明中期,然而,江西人一家独大的局面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正德年间,刘瑾独揽大权,吏部尚书焦芳是河南人,因为江西人打击河南人没文化没出多少进士,就与大太监刘瑾联手,上奏皇帝:“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请皇帝减少江西50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高官,因为 “宋朝因王安石、元朝因吴澄灭亡,不可再用江西人”。


同时,刘瑾为他老家陕西增加了95名乡试名额,江西人在明代政坛的发展,受到强烈的遏制。


另外提一句,名相张居正,也不喜欢江西人,当年就有一个因为是江西人,在科举考试中被张居正刷了下来。


哦,那个江西人叫汤显祖。


清朝时期,江西人在政坛上已经没有明朝时的盛况了,但科举的底子还在,政坛表现依然可以,其中江西人陈孚恩和万青藜都曾担任过吏部尚书,吏部是六部之首,专管人事,江西人多有受惠。(参考当代出组织系统高官的山东)


可惜,江西带头大哥陈孚恩,站错队了。


咸丰驾崩后,中央分为两派,一派以慈禧为首,一派以顾命大臣肃顺为首,江西人陈孚恩选择了肃顺一派。而辛酉政变中,慈禧铁腕杀死肃顺,赢得胜利,陈孚恩也遭到慈禧清算,被流放新疆。


后来查抄肃顺家时,发现陈孚恩写给他一些反动的信件,慈禧甚恶之,因为陈孚恩是吏部尚书,江西门生众多,慈禧掌权后不再信任在京的江西人。


也就是从慈禧开始,江西人再也没出过一个三品的京官。


后来江西人陈宝箴前往拜见曾国藩时,询问江西人在政坛为何如此不景气的原因,曾国藩指出:


“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陈孚恩,字子鹤)不得辞其责。”


曾国藩还勉励江西人陈宝箴:“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


陈宝箴听后牢记于心,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湖湘集团的支持下成为湖南巡抚,地方三品,是当时江西出的最大的官。


后来陈宝箴生了一个孙子,叫陈寅恪。


晚清官场上,安徽人和湖南人高官辈出,是因为有曾国藩和李鸿章,江西人政坛凋零,是因为江西带头大哥陈孚恩站错了队。


政治有的时候,真的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宋代政坛,江西人和北方人进行党争,在明代朝廷,江西人一枝独秀又被刘谨张居正狙击,在晚清官场,江西人因站错队被基本清场。


那么在当代,江西人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只能说:


赣江水竭,沦为黄浦支流






当代江西发展困局


当代江西,不是没有奋起直追过,在老首长的带领下,江西曾一度奋起直追。


老首长本上海农场场长,很是不起眼,当时上海组织部一把手前去农场视察,慧眼识珠,提拔为县委书记,而老书记也着实能干,本来没有大学学历的他,利用四年业余时间,啃完研究生课程,取得硕士学历,这样的学习能力和自我约束力让上海领导很是欣赏。


当时上海干部得风气之先,素质和能力,在全国队伍中都是拔尖,像上海人怀念的陈同志,大学也没学过外语,在40岁后利用业余时间自修英语,并靠此外语优势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修了八个月。


当时老首长和陈同为第三梯队,上面考虑到一个有长期农业工作经验,一个则在外国进修过“地方政府管理”,因此陈留大都市的上海,而老首长调到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隔壁省份,也即江西。


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一直都比较落后,到江西后的那六年, 老首长重点推进的,就是江西的工业化。


从他开始,为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江西省以县为单位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全省搭建起100多个工业园区,老书记也大力利用上海资源,向长三角承接产业转移,实话说,他的那几年,江西发展还是很快的。


08年之后,受经济危机等各种因素影响,中国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进程开始大大加快,中西部省份开始去沿海抢人抢产业,连喀斯特地貌为主的贵州,地貌条件难以承受工业转移,都在10年推进“工业强省”的战略(可惜贵州搞砸了……)。


而早就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进行准备、各县都有工业园区的江西,在那时干了什么呢?


也许江西人自己都笑了:


在发展工业的黄金时期,江西在搞绿化。



一大”是指,确保到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


“四小”:一是县城和市府所在地的绿化;二是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三是农村自然村的绿化;四是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的绿化。


是的,不抓机遇的苏老虎,反而在农业大省搞绿化。


绿化并非不重要,做的好也是一个功绩,可惜执行得都走样了。江西公路两旁都是农民的农田,地方上白天毁坏农田栽树,农民就晚上抹黑砍树,官民来回打游击,而且江西盛产苗木,地方上却不远万里从外省大量调进苗木。


整个“一大四小”工程,不仅贻误承接产业转移的战机,还劳民伤财,江西民间评论“一大四小”工程是:“一大四小,纯粹乱搞,田里栽树,岭上长草!”。


由于苏老虎专注绿化,工业未受重视,老首长当时搞的那些工业园区,空置率居高不下,对当地经济很难起到有效的带动作用。


之前在江西投资的,多是老首长从江浙沪拉来的民营资本,但在苏老虎任内,有不少老板撤资倒闭,江西官场都明白:“这与苏老虎夫妇的插手不无关系”。


苏老虎的六年,是江西本可奋起直追的六年,也是江西终于痛失的六年。


直到16年那位浙江同志到来,江西才开始迎风追赶。


然而,该搞工业的时候搞环保,现在要搞环保了,又不得不搞工业,江西有点尴尬……


过去的江西,错过了粤汉铁路,失去了中正大学,又与那黄金六年擦肩而过。


只能说,留给江西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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